五月二十三日，攻到了广州城下。 (1)（7 / 11）

默默无闻地工作了段时间，做出了人生的另一个决定。他要求外放，哪怕只是一个县官，也愿意去当。

这是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如果还在京城里呆着，他父亲当年的影响力总会耗尽的，那时他就是个非常普通的纨绔子弟，只能随波逐流，比常人稍好的过完这一生。到了外地当官就不同了，最起码有一点，不管好坏他有了资历，每隔五六年就会“磨勘”一次，那就是升官的机会。

梁适是个有心人，做事清醒明白，该工作时，在他的列传里留下了些实干的记载，由于都是些工作细节，就不一一列举了，他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在他升任枢密直学士，作延州知州时。他请了个假，说要回家乡为父亲修墓，路过开封城时，他进去了。

像这样的人，走进开封城之后，就有办法见到皇帝。不说别的，他父亲当年的同事们，遍布国家各个主管部门，随便找谁，都能混进金銮宝殿。他见到皇帝了，注意，史书里说，他“自言前为朋党挤逐”。也就是说，他自己陈述，以前是被范仲淹、富弼、欧阳修那批新政君子给赶走的。

这很重要，当时庆历新政刚夭折，皇帝提起君子们就头疼。突然出现一位出身良好、外地实干、性情平易，连被排挤出朝廷都默默无言的中青年干部，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国家需要人才，于是梁适先生被留下，当上了……别惊讶，子继父业，是翰林学士。

帝国最高的文士头衔，翰林学士，由一位未经科考，不是进士的人当上。这是个不折不扣的丑闻了，出身不对也就算了，升官的过程明显是个猫腻，这让御史台人员非常愤怒，没说的，大伙儿操家伙上，把这位崭新出炉的奸邪打倒！

梁适就倒就倒了，他被赶出京城，以侍读学士的身份到澶州当知州，后来又转到了秦州。可是别怕，这个过程就是履历，别管有多丢脸，他曾经当过国家两制官员，而且是两制里居于上位的翰林学士。在宋朝，在中国所有的朝代里，履历都是个最正规的名片，永远比一个人真实的能力更让官场信服。

梁适很快就又回到京城了，他进入了审刑院，头衔是枢密副使。

地位升得很高了，超过了他的父亲。但职位越高，欲望越高，升官会有个极限吗？当然，还差了两步而已。一，枢密使是副的；二，这是西府，不是东府中书省。

梁适接着忙活儿，在枢密副使的位置上做出了两件事。第一件，前面说过张尧佐升官记，他一日之间身兼四使，让宋朝官场集体暴怒。台谏官以包拯为首，和皇帝死磕，激烈到了郭皇后被废事件的程度。就在两边都水深火热你死我活之际，梁适说了句话。

――“台谏论事，职耳。尧佐恩实过，恐非所以全之。”

前半句把台谏官安抚了下，他们是很出格，可都在职责范围之内。后半句给皇帝也下了台阶，您对张尧佐实在太好了，小心过分的恩宠会招灾惹事。两边都不得罪，更巧妙地同时站在了两边。既是好臣子，又是好同事。

他的列传里说，张尧佐的两个头衔就是这样被去掉的。一句乖巧的话，比包拯等人的冒死劝谏都有用。

第二件事，与辽国有关。辽国在耶律宗真的领导下总是会有不断的花样出现，李元昊死后，他再次做起了超级大国之梦。具体表现是不贪钱了，他图名。

翻阅史书，他发现辽、契丹等名字太乡土化，都不足以标榜他现在帝国的国际地位。为此他给宋朝写了封信，提意说，我们都改名吧。荐于现状，我叫北朝，你叫南朝，简明扼要，历史上还有前例，这多好，你们同意吗？

宋朝的皇帝和大臣都有些犹豫。说实话，辽国的疆域真的比魏晋南北朝时的北朝大多了，而且百多年的基业，更是非同小可，自称北朝，都有些谦虚了。关于这一点，就是现代的历史学家们，都有以当时的辽国为正朔，宋朝为旁枝的看法。

可是答应？这关乎到民心士气，尤其是汉本位的思考方式。孔夫子教过我们，“夷狄之有君，不若华夏之无。”无论怎样，我们都是优秀人种，怎能和蛮人相提并论？这时梁适说话。他说，宋朝之所以为宋，是受命于天，任何人无权更改。契丹也是一样，就以当年的南北朝为论，也都各自有魏、晋的国号，怎么能统一混称为“南、北”两朝呢？

皇帝听了很高兴，梁爱卿说得有理，回信拒绝耶律，这事儿没法向您看齐。同时梁适升官，即日起到东府上班，头衔是参知政事。

以上就是梁适版宋朝升官记。是不是太轻易、太儿科了呢？是的，在北宋仁宗年间升官的确不太难，相应的就有两个问题存在。

第一，升得容易丢得快。宋朝的官员，尤其是宰执大臣的更换是流水线式的。你上我下，几乎芝麻大的功劳就上，米粒大的罪过就走人；第二，参知政事的确很高，但是前面有根超高的门槛。一步之遥，天地之别。那就是从参政到宰相。

这是根本性的区别，从权力到待遇，哪一点都没法比。于是相应的，要迈过去，需要付出的代价就要高得多。怎么才能迈过这最后一道门槛，踏上帝国最高的人臣巅峰呢？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