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大洋两岸 (3)（7 / 9）

到近卫文麿的目光，很坦然地自我介绍：“我是大盐平内弘，前第八方面军少佐参谋。在拉包尔负了伤，现在已经退役。”

冈田启介向近卫介绍说：“大盐平君是清冈正照君介绍给我的。他参加了荷属东印度战役和瓜达尔卡纳尔战役，对南洋的战事有很精辟的见解。大盐平君在家中研究了日本近代史，特别是大东亚战争史。他在海军中还有几个朋友。年轻人，后生可畏，近卫公爵有什么军事方面的事情，尽可以问大盐平君。他有真实的质感。”

大盐平向近卫鞠了一躬：“请多指教。”

近卫的思路被拉到七年前的那些紧张激动的日子。芦沟桥事变同柳条湖事变一样，是军阀把政府拖入战争的沼泽。本来，一度达成的就地停战协定，被华北派遣军司令官撕毁了。接着又入侵上海，南京屠城，都是军队先斩后奏。那一年九月四日，他召开了第七十二次国会临时会议，会议情景还历历在目。

“大盐平君，我第三次组阁失败以来，这几年闲居家中，也反省日本如何走上战争之路。本来，政府制定了‘支那事变不扩大方针’，但是军部看透了政界虚弱的素质。陆军参谋本部总长闲院宫、次长多田骏、作战部长石原莞尔、陆军省的杉山元大将和梅津美治郎大将、朝鲜驻军司令小矾国昭大将全部主张扩大支那战事，他们表面上应付一下政府，实际上早已经在多年前制定了战略计划。即便如此，在政府大本营联络会议上也屡次发生冲突。

“由于我军在华北和华中的顺利进展，我也从消极变为积极，终于在第七十二次临时议会上发表了那次广为人知的演说。我记得是这样说的：‘今天，中南支那的战局已经扩大了。我认为消极和局部的解决是不可能的。作为利剑斩乱丝的积极全面的方针，是给予中国军一次重大的打击，迫使中国政府和军队放弃其错误的排外政策。如果中国政府真能反省，今后我国将与之共处，城心诚意地发展东洋文化和东洋和平。’

“我觉得我当够了陆军的傀儡，所以我要站到台前，代表日本政府公开说话。

“很可惜。我们错过了良机。当时的国际形势对日本极有利。国联虽然谴责了日本，但一纸空文，毫无效力。美英袖手观望，美国还继续供给我们石油和废钢铁；一切远非想象中那么严重。我们在战场上节节胜利，中国国民党人正热衷于打共产党，蒋介石也通过各种渠道表示愿意谈判。但是我们却提出使对方无法接受的四项条件。迫使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总统处于进退维谷的窘境。陆军内部也发生了分歧，多田骏和石原主张北进对付苏联，支持政府的谈判；而东条、梅津一伙‘统制派’则认为必须彻底征服中国，把中国变成‘第二个满洲’。这种分歧使谈判发生混乱，受到掣肘。

“我那时的思想发生了转变。”近卫严肃地说。“如果说有责任的话，我丝毫也不打算推卸。十二月十三日我军占领南京，我在一周后的内阁会议上通过了‘处理事变纲要’，我预计对国民政府采取强硬态度是谈判成功的捷径，我想起签订‘马关条约’的伊藤博文首相。我当时认为今后不一定期待同南京政府实现谈判，准备另行收拾时局，以对付南京政府的长期抵抗。昭和十三年一月十五日，国民政府就和平条件的详细内容提出照会，我根据一月十一日御前会议的方针，宣布‘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对现存的中国中央政府，日本帝国打算予以消灭，并促进新兴中国政权的成立。从此之后，日本自动地彻底采取了同中国进行全面战争的方针，坚决支持汪兆铭政权，和平的希望消失了。”

【昭和十三年：即1938年。】

大盐平听完以后，表情平静。这一切他早就已经透彻地分析过了。他说：“近卫公爵，除此之外，明显的机会还有两次。一次是昭和十三年攻略广州武汉之后，战争陷入相持阶段。一次是德国入侵波兰，殿下发起‘新体制运动’。第二次组阁，未能利用中国政府的软弱地位。等军队进入法属印度支那，再同美国谈判，已经迟了。日本出尔反尔，在这个世界上有谁会相信日本的诚意。但有一点我不明白，公爵，为什么我们投入了国内的十二个师团以后，能在半年内把美、英、荷兰打得一败涂地？要是把这些精锐师团投入中国，不是早就可以从军事上解决支那问题了吗？”

一直在一旁听的冈田开口了：

“大盐平君，你没有去过中国战场吧？”

大盐平点点头：“我虽然在三十八师团服役，却只参加过香港登陆战。”

冈田站起来，去掉电灯上的遮光伞，屋里亮多了。他走到一排古色古香的书柜上，很快地找到一本书，把它递给大盐平。那熟悉的样子，仿佛是在他自己家里一样。

大盐平打开书，才发现是一本剪报，全是中文的，是主人从中国报纸上精挑细选下来的。

冈田指着其中的一篇，用修剪得很好的指甲在下面划了一下：“中国的问题，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你看看吧，你的中文不是挺好吗。”

大盐平看了一眼：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