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5章 汉上第一功（一）（2 / 3）

立分行，随之英国又开设汇隆、汇丰、丽如、利生银行共5家。美国有花旗、友华、万国银行3家，日本有正金、住友、汉口银行3家，还有德、俄、比利时、意大利、法国等国开办了德胜、清华、华比、义品、东方汇理银行等。在众多的外国银行中，历史悠久，业务最活跃，势力最大，作用最突出的要算汇丰银行。

随着外国银行越开越多，汉口成了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中心，它们使外商洋行获得资金融通的便利，经营超过其本身营运资金许多倍的业务。1902年汉口进出口货物共值10032.1万两白银，1910年增加到15219.9万两白银，汉口外汇行情完全由外国银行操纵。汉口海关关税也由英国汇丰银行控制，英国以汇丰银行为海关金库。

在这个时期的汉口，无论是直接贸易还是间接贸易，1904年已突破1亿两大关。以致有人声称：“汉口商务在光绪三十一二年间（1905、1906），其茂盛较之京沪犹驾而上之。”（注：《民立报》，1911年3月4日。）武汉对外贸易的发展，与此一时期外商的大举进入也有密切的关系。据统计，1892年在汉的洋行数为45个，人数为374人，1901年洋行数为76个，人数为990人，1905年洋行数达到114个，人数达到2151人。除洋行外，还有许多外国商号。1905年，汉口洋行和外国商号最多时达250家，其中日商居首，有74家，英商57家，德商54家，美商22家，法商20家，俄商8家，丹商5家，比商、印商各3家，瑞商2家，葡商、菲商各1家。

汉口的近代民族工业起步，在清末张之洞亦得到迅速发展；城市的经济功能，由商业独秀到工商并重。张之洞先后创办汉阳铁厂（1890）、湖北枪炮厂（1890）、大冶铁矿（1890）、湖北织布局（1890）、汉阳铁厂机器厂（1892）、汉阳铁厂钢轨厂（1893）、湖北缫丝局（1894）、湖北纺纱局（1894）、湖北制麻局（1898）等近代企业，占同期全国新建官办与官商合办企业的24%，为全国之冠（注：罗福惠：《湖北通史·晚清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230页。）。张之洞的倡办实业，促进了民办企业的发展。1897年民族资本家宋炜臣兴办的汉口燮昌火柴厂，年产火柴1亿盒，是全国最大的火柴厂。据统计，至1911年，武汉有较大型的官办、民办企业28家，资本额达1724万元，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居第二位。

同时，张之洞改书院、兴学堂、倡游学，使包括汉口在内的武汉三镇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近代教育体制。传统的书院教学以研习儒家经籍为主，张之洞致力于书院改制，相继对江汉书院、经心书院、两湖书院的课程作出较大调整，各有侧重，以“造真材，济时用”为宗旨。在兴办新式学堂方面，其创办的算学学堂（1891）、矿务学堂（1892）、自强学堂（1893）、湖北武备学堂（1897）、湖北农务学堂（1898）、湖北工艺学堂（1898）、湖北师范学堂（1902）、两湖总师范学堂（1904）、女子师范学堂（1906）等等，则涵盖了普通教育、军事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等层面。在“游学”方面，湖北是晚清派出留学生最多的省份之一。到1905年，仅留日学生就达1700余人，居全国之冠。张之洞督鄂期间，湖北武汉已成为新式教育的中心和国人瞩目之区。一如端方在光绪三十年（1904）所奏：“近日中外教育家，往往因过鄂看视学堂，半皆许为完备。比较别省所立，未有逾于此者。”（注：《光绪朝东华录》五，第5165页。）如此看来，武昌能成为首义之地，并非侥幸！

汉口开埠之前，尚无现代意义上的金融机构，1861年英国汇隆银行在汉口设立分支机构，开外国银行在汉口开设分行之先河。此后以迄张之洞督鄂前，先后有英国麦加利银行（1863）、英国汇丰银行（1866）、英国有利银行（1866）、法国法兰西银行（1876）、英国丽如银行（1877）、英国阿加刺银行（1880）等在汉口开设分行。张之洞督鄂期间，随着汉口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除了传统的英国银行外，德国的德华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俄国的道胜银行、日本的正金银行等也纷纷来汉设立分行。同时，中国通商银行（1897）、中国银行（1905）、大清银行（1906）、浙江兴业银行（1906）等也在汉口开业。这些现代性的金融机构与传统的钱庄、票号、钱铺等民间金融机构共同构筑起武汉的金融大厦，成为武汉工商业发展的重要支撑（注：另据已有的研究，20世纪初，武汉的金融业进入兴盛时期，至1925年，武汉的本国银行发展为32家，与当时的140家钱庄和15家外国银行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金融历史研究室编《近代中国的金融市场》，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年版，第102页。）。

1863年美国旗昌轮船公司的“惊异号”进入汉口港，开辟沪汉航线后（注：罗福惠：《湖北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