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5章 文学之最上乘（3 / 3）

焉。”有鉴于此，因此，他认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目新小说始”。

从反面来说，他又认为“吾中国群治腐败的总根源”在于旧小说。他说：“吾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何日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甚至认为“举国皆荆棘者，日惟小说之故”，“论陷京国，启召外戎，日惟小说之故”。

显然，他把中国人或者说国民中的一切坏思想，坏德行都看作是含有毒性的旧小说所造成的了。梁启超的这种小说的社会作用理论，存在着两种片面性：

其一，从文学内部的关系来说，对继承与革新的关系的理解，存在着片面性。他强调小说要革新、小说界要革命，但他忽视了对小说传统的借鉴与继承。他对旧小说的思想内容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看成都是“陷溺人群”的东西。如他从反对封建传统观念出发，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把《水浒传》、《红楼梦》看作是“诲盗”、“诲淫”之书，这显然是错误的。

其二，从文学的外部关系来说，梁启超对小说与政治的关系的理解，也存在着片面性。文学是经济和政治的集中反映。照理说：政治先行，文艺后变。而梁启超却认为是文艺先行，政治后变。在《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一文中他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这不仅是颠倒了政治与小说的先后关系，而且颠倒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先后关系。

他还在《告小说家》一文中说：“全国大多数人之思想业识，强半出自小说”。这种小说决定社会意识的小说理论的哲学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

梁启超关于小说的社会作用的理论，在当时既具有积极意义，又具有消极意义。其积极意义在于它要求改变封建政治的现状，具有反封建的意义；消极作用在于他过分夸大了小说的作用，似乎改造中国的政治、改造中国的社会，不需要进行推翻封建制度的民主革命，只须写一些新小说进行宣传，就可出现新政治、新社会。这种消极面，只不过体现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特性。

可是这方方面面，李想屁都不知道，他怎么接口？李想心内连汪精卫的祖宗十八代都骂齐，心中此时只能想起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却摆出从容不迫的神态，努力端着这个架子不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