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0章 舌战惜阴堂（二）（2 / 3）

这问题，一时语塞。

汪精卫虽是同盟会人物，但一来大家同是推“袁”人，知道这时候不能沉默了，再沉默下去孙中山估计上任大总统之后立刻撕毁和议，举旗北伐。他说道：“在兄弟看来，尽管袁世凯有欲其身享无帝王之名而有帝王之实的反动野心，但他在共和制度之下，将会受到限制，不可能为所欲为，搞专制独裁。”

李想呆了一呆，暗忖自己总不能向他们解释袁世凯后来逼走唐绍仪，暗杀宋教仁，解散国会，最后宣告称帝……像汪精卫这样不少革命党人虽已看出了袁世凯的反动本质，但却没有从根本上反对袁如反正即举为总统的这个方针，就是他们把共和制度看得太理想了。

从南京派来欢迎孙中山的安徽代表王竹怀是个秀才，在李想发呆的时候好不容易找到这个插话的机会，立刻说道：“当日亦颇惑于共和二字，以为共和之国，国即政府，政府即国民，绝无相冲突之虞。故对于选黎元洪为都督也，视黎元洪虽无用，然鄂军政府，非都督之私有，乃国民所公有，监督之，扶持之，虽为黎元洪未始不能坐镇，于是亦随众人附和而赞同之。及后对于举袁世凯为临时总统也，虽知袁氏之为人反复，然亦自解慰曰：如许头颅生命购来之共和，终不致任袁氏破坏之。政府者国民之政府，决不致为袁氏所把持，于是亦坐视众人赞同之。洎乎今日袁氏、黎氏之罪状，日不绝书于报纸。惊武昌之杀气，叹燕京之妖氛，设使当日有见及此者，窃知我国民虽肝脑涂地，亦不愿革命之事如此草草了结，贻后无穷之祸也。”

安徽代表王竹怀秀才的这一段话很生动地表现出许多革命党人对共和的幻想，也反映出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幼稚。毛主席就说过，这是幼稚病，得治！

赵凤昌算是缓过神，笑道：“今日吾国民之心理，其希望革命之成功者，固已占其多数，中心之惴惴莫释者，只惟外人之干涉是虑。”接着向李想冷哼道：“李帅以为呢？”

促使革命党人形成借袁世凯的力量推翻清廷以建民国最为有利的心理，并确定袁如反正即举为大总统的方针，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因素，则为害怕革命战争的延长引起帝国主义的干涉。他们看到帝国主义列强对袁世凯的支持，认为举袁可以“杜外人之干涉”，迅速地成立他们渴望已久的民主共和国。

一部辛亥革命史，就是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为出发点的。可是，由于领导这场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自身的软弱，又看不到能够抗拒帝国主义的力量，他们不但不敢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相反的，十分害怕帝国主义的干涉。他们小心翼翼地力图避免革命损害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权益。早在同盟会成立后的《对外宣言》中，就明确宣布承认清朝政府与列强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偿款外债照旧承认”，“所有外人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护”。武昌起义后，各省军政府严格执行了《对外宣言》中所规定的各项承诺。

李想想到这里，变得更加沉默。众人包括孙中山在内，均以为他词穷，赵凤昌和汪精卫更是露出轻蔑之色。

李想心中苦笑，自己又不是雄辩家，也不是理论家。

广西马君武不屑地看了李想一眼，道：“克强也常说：此时民军已肃清十余行省，所未下者才二三省耳。北京不早日戡定，恐招外人干涉。”他又说道：“东南人民希望项城之心，无非欲早日恢复完全土地，免生外人意外之干涉。”

他们害怕革命会因帝国主义的干涉而遭受到太平天国那样的失败。这种害怕列强干涉的心理，不仅在一般的革命党人中存在着，即使革命的领袖也同样存在着。

当然，是袁世凯而不是其他的汉族大官僚为革命党人所拥戴，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因为袁为“中外所重”。黄兴在给袁世凯和汪精卫信中所说的“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项城雄才英略，素负全国重望”，并非全是客套话，而确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些人的看法。当时在人们心目中的袁世凯的形象，并非他后来成为窃国大盗的形象，而是一个在清廷中开明的颇有作为的汉族的封疆大吏的形象。这与袁世凯在清末积极推行“新政”，支持立宪，主张成立责任内阁，欺骗了不少人，在上层社会特别在立宪派人中有相当的影响，是分不开的。黄兴在给袁世凯的信中所说的“以明公个人言之，满廷之内政、外交，稍有起色者，皆明公之力”，当系指此而言。革命党之所以“举袁”，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武昌起义后，他迅速地攫取了清廷的军政大权，只要他赞成共和，即可迫清帝退位，建立共和政体。所谓如袁世凯“能顾全大局与民军为一致之行动，迅速推倒满清政府，全国大势早定，外人早日承认，此全国人人所仰望。”正明白地道出了革命党人拥袁的用意所在。

汪精卫见李想已经毫无反辩能力，更是趾高气扬，得意放言道：“武昌起义后，帝国主义列强之所以尚未进行干涉，一则是因为战乱之为日浅也，久乱则干涉继之矣；再则是列强利害相权，尚在观望，步调未齐，计划未整，一旦权利均衡，终议判决，则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