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由女人见证之年代 (1)（6 / 11）

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五年开始的事，因为初高中生多了，时代文化职业的急性需求此前基本满足了。

以上这样一些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职业女性，年龄大抵在二十至三十五岁。她们精力充沛意气风发，敬业态度可嘉，工作严谨负责，要求进步的思想真诚而又饱满。

她们中，第一类知识女性在第二类知识女性面前颇为谦恭。因为她们自觉拥有的是旧教育制度发的学业证书，似乎是次等，心理上不免虚弱几分，岂敢与新中国发给了学业证书的知识女性逞强好胜地论资排辈？所以总是表现出甘愿向第二类知识女性虚心学习的样子。哪怕暗地里并不服气，也不敢公开地一争高下。何况，新中国录用她们，她们便已有些受宠若惊了。她们执行上级领导的各项指示绝对不敢走板，请示多，汇报多，传达多，自己勇于做主的时候少。哪怕赋予她们某种权力，她们用起来也小心翼翼，甚至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唯恐出差错、挨批评。她们是一些夹紧尾巴做女人的知识女性。

第二类知识女性在第三类知识女性面前也颇为谦恭。她们的学业证书虽然是新中国发给的，她们的文化程度虽然比对方高一个档次甚至高两个档次，但她们没有对方受部队培养的那一套工作能力、才干和经验。它们综合起来意味着可以独当一面，雷厉风行，果断坚决，敢议敢言，甚至“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自作主张较少顾忌。这几点，每使第二类知识女性钦佩得五体投地，心悦诚服自愧弗如。尤其使第一类知识女性多么地崇敬，更是不消说了。第一类知识女性对第二类知识女性内心每有不服，但对第三类知识女性内心却是不存半点儿歧见的。所谓理解也崇敬，不理解也崇敬。

最主要的，第三类知识女性，无论在部队时是兵是官，都是有“革命经历”的女人。那经历也叫资历，进言之乃资本。在新政权建立的初年，那资本至高无上。不管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在它面前，其知识资本顿时暗淡无光。一个女人如果拥有了它，不但在女人面前非凡了，而且在没有那资本的男人面前也是非凡的。于是情形往往这样——倘三类女性在一起工作，过不了多久，有那资本的女人，便渐渐成了她们的中心人物。而第二类知识女性，不知不觉中扮演起了争取信任的角色。第一类知识女性，则只能是第三类和第二类知识女性共同团结帮助的对象了。

一般来说，当年在原则上，总是安排第三类知识女性领导第一类和第二类知识女性，安排第一类知识女性领导另两类知识女性的情况很少。但也有第二类知识女性是领导的情况，可能因她文化程度最高，也可能因她年长几岁。即使她是领导，还是会自觉地、经常地就工作问题主动与第三类知识女性商议，虚心请教。何况，她是领导了，便会想到：自己该要求入党了。第三类知识女性差不多都是党员。部队在将她们选送到地方时，是考虑到了这一点的。那么已经是领导了的女人的入党申请书，自然要经由她们向组织呈交。她们往往还必是组织指定的、前者的入党帮助人。

总体而言，知识女性当年比知识男性们更善于摆正自己的角色位置，更善于无冲突相处，更善于维护三者之间的“生态平衡”。她们积极的、有益的社会作用，是今天无论如何也不应该不充分肯定的。她们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女性中虽是少数，但毕竟最能代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女性的时代风采。

她们当年经常深入到街道居民组，为五花八门的事进行宣传、读解、鼓动。于是广大的家庭妇女们，便有幸接触到了闯入自己视野的她们。每次她们的身份都代表着党政机关部门，令家庭妇女们不能不仰目而视，洗耳恭听。

少年时期的我，便是在那一种情况下见到她们的。

我和家庭妇女们一样，更喜欢听她们中第三类女人作动员。她们说话时习惯于借助手势加强语意。她们较少用“上级”这个词。她们口中经常道出的四个字是“咱们妇女”，于是她们和家庭妇女们之间的关系拉近了，似乎平等得不能再平等了。同时，家庭妇女们感到，她们自己便是“上级”了，起码是“咱们妇女”的“上级”。

第二类知识女性，亦即新中国发给学历证书的女人们，讲起话来则就不那么响亮，不那么热烈，不那么神采飞扬了，她们显得远不如第三类知识女性们那么自信。她们手中往往拿着报、文件或几页稿，一边说，一边看，怕说错了。

如果有前两类知识女性同行，第一类知识女性往往很拘谨，不多说什么，也往往没机会说什么。但如果没第三类知识女性在场，第一类、第二类知识女性讲起话来也会变得生动自如的。

做完动员报告，她们就分头到各家各户串门儿。而且，哪一家哪一户的房子低矮破旧，她们越爱去。不管床上炕上乱不乱，椅子凳子擦没擦，落身便坐，坐下便聊家常。聊时，每每拉着窘得不知所措的女主人的手，令后者们激动得泪眼汪汪。

她们常常郑重地这样说：“大嫂，信我的，生活会好起来的，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就像电影《列宁在十月》中的瓦西里对忧愁的妻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