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由女人见证之年代 (4)（2 / 5）

们的思想安抚工作没有做好、做细、做到家。甚至，根本就不曾做不想做。

故据我看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下岗女工们的觉悟，不是太低，而是很高。高得很可贵，亦很可爱。尤其她们中许多人下岗后另谋职业埋头苦干之精神，实在值得全社会钦佩和尊敬。她们以她们的可贵和可爱，保障了社会的安定。

在时代的发展中，往往付出许多方面的重大的牺牲。其时，那牺牲意味着数以千万计人民的起码的社会保障。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下岗女工们，既能意识到这一规律的无奈性，又能顽强地与这一冷酷的规律做竭尽全力的较量。对于她们中的许多人而言，乃是人生的最后一搏。为了家庭，为了儿女，为了自己晚年的生活，她们毫无退路，只有一搏。而她们又几乎到了原本可以不再搏、可以轻松卸却许多女性责任的年龄。

她们使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女性话题具有了一种异常凝重的、悲壮的色彩。

与此凝重的、悲壮的色彩相比，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卖淫话题显示出了本时代的大的尴尬性。这是“中国综合征”的临床特征。

当然，许多国家都有妓女。妓女的存在，似乎并不影响那些国家的强盛。

但许多国家都不约而同地承认——妓女现象乃是社会的疮疤。

中国曾一度没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有了，至九十年代便多起来。

我们无须讨论为什么会有，这是讨论不出个结果的。即使由某社会学权威下了等于真理的结论，结论本身对社会的卫生也没多大意义。

倒是简略分析一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卖淫现象，与旧中国的妓女、与历史中的妓女现象有什么区别，对此社会疮疤或许还有丁点儿价值。

林语堂曾著过一篇短文《妓女与妾》。

通过这篇短文看得出，林氏是颇赞成男人纳妾的。他认为已婚的男人为了贪恋另一个女子的姿色而离婚，倒莫不如说服她干脆做自己的小老婆。他的逻辑是纳妾总归比离婚好。离婚意味着将妻子逐出家门，纳妾只不过是将另一女子迎入家门。凭男人决定女人命运的权利，论资排辈了，妻妾是可以相安无事的。他认为某女子既想长久依赖某有妇之夫，那么委曲求全而做妾，是相当明智的。他暧昧地表示，他颇认同辜鸿铭“一只茶壶配四只茶杯”的完美思想。

林氏短文中所论的妓女，是很“高级”的一类，“她们大都兼有一技之长，或长于诗，或长于画，或长于音乐，或长于巧辩”。当然，她们首先当是年轻的、美的、风情万种的。他所列举的个中翘楚如董小宛、苏小小、冯小青、陈圆圆、李香君、薛涛、马湘兰、柳如是。

我替他补上一个近代的，当是侠妓小凤仙了。

林氏由于自己是高级的文人，所举自然皆是棋琴诗画唱五艺全能的名妓、才妓，而所举好妓的男人，又是苏东坡、秦少游、杜牧、白居易等名男人。所以他那篇短文，实在不似在谈妓，而更是在谈“才子佳人”。

在论到一般青楼妓女时，他也操相当温爱的口吻说：“她们是在叫中国男人尝尝罗曼斯的恋爱滋味。”倒像青楼是专供男人实习恋爱的地方。

以我的年龄，当然不曾有过逛青楼的任何体会。我对妓女的所知，纯粹是从文学中来的，比如老舍《骆驼祥子》中的小福子，比如《月牙儿》中的“我”，比如日本电影《望乡》中的阿岐婆。

我当然知道，在中国历朝历代，妓女是分为三六九等的。最低的一等是“市妓”，即倚门卖笑勾引嫖客那一类，又被鄙称为“野雉”。而“打野雉”的男人，当然都非闲踱秦淮河畔的风流才子，而是些相当粗俗甚至粗暴的男人。

小福子、“我”、阿岐婆们无疑皆属“市妓”，无疑皆是粗俗粗暴男人们泄欲的对象。故我对她们一向是深怀同情的。

故我从前初读林氏那一篇短文之时，对他“犯罪的是男子”一句话颇有同感。

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业已存在着的现实日渐地改变了我的看法，并且日渐地削弱了我一向对妓女所深怀的同情。

我没接近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市妓”，也不曾像许多经常离家外出的男人们那样受到过她们的滋扰。仅仅一次，住在外市的宾馆里，深夜接到一次问我需不需要“特殊服务”的电话。别的男人们告诉我那便是妓女在进行试探了。但我半信半疑，心想说不定那宾馆另有非“色情”的“特殊服务”项目，比如要不要按铃叫早之类。

所以，我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卖淫女的全部印象，其实是从初识的或熟稔的、天南地北的、各行各业的、形形色色的男人们口中获得的。

这印象最初使我惊讶的是她们只存在于某些城市、某些地区，后来，在一些偏远县镇也蔓延开来。

后来惊讶于她们讨价的便宜，据说一二十元钱的“活儿”她们也接。

再后来惊讶于她们年龄的渐小。据说在有的城市，有的地区，还不到十八岁便开始走上卖淫的歧途。

再再后来，只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