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光怪之八十年代 (1)（3 / 11）

就看透了，悟明白了，交易就交易吧。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么，这已经初步实现了。你还指望先富起来的帮助老百姓啊？老百姓手中又没权，能给他们什么好处？能使他们更富么？不能吧？但有权的人手中那个权，却能使他们更富。他们又不傻，干吗不用钱去和权交易啊？这么一交易，共产党的大小官员，也就在这场交易中富起来了。毛主席打下的底儿，中国是个低工资国家，大小官员的工资也高不到哪儿去。物价飞涨，他们就不感到钱不够花的压力么？

他一席话说得我只有哑口无言的份儿。

他又说——不久前我在全县搞了次社会调查，你猜怎么着？百分之四十二的人主张行贿受贿公开化、社会化，索性由各级政府部门组建“行贿受贿统筹安排计划委员会”什么的。从某些行业的办事员到科、处、局以上干部，明令条文标出行贿受贿之价码，像商品行情、股票行情一样天天公布。可分为内部价、优惠价、市场价和调剂价几类。当然，不能完全地市场化，要以计划为主，否则，像物价一样天天涨，老百姓承受不起。国家还可以从这方面抽税。行贿受贿的现象越普遍，数目越惊人，国家的税收也越大嘛！百分之四十二的人认为，此举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从根本上讲是方便了人民群众的事儿。

我说，我实在是越听越糊涂。

他说，你想嘛，人民群众有了难事，哪怕是于情于理完全属于某些有权之人该替他们解决的事，甚至是解决起来并不成问题的事，不花钱就办不成不是？老百姓值得同情在于，有时花了钱也还是办不成。他们是早已明白了唯有肯花钱才能顺利解决困难的道理的，但却并非都知道钱该塞到谁的手里，怎么个塞法才算得体。明码标价是多么好的措施呢？一看报，一看电视，一听广播，该找谁谁，该带多少钱，心中全有数了。而且，也多了几分理直气壮——“喏，我来行贿！这是两千元，点点，尽快把我的困难给解决了。受了贿不办实事，小心我告到‘行贿受贿安排计划委员会’去！……”否则，老百姓手里攥着辛辛苦苦攒那点儿钱，连为了解决自己的困难去行贿的勇气都没有。好容易见上面，心里感到卑微，胆突突的，不知该怎么做人家才肯受贿。有时就得求助于第三者、第四者，权钱交易的“流通”环节多了，一千元能办成的事，中间人一盘剥，变成了需要两千元才能办成的事。

我的朋友娓娓道来。说得很平静，很从容，对自己的分析相当之自信。

我则一时更加无话可说。

他问，你怎么无话可说了？

我说，我是感到无话可说了，真的……

他说，我的话有道理么？

我说，听起来似乎也挺有道理的。

我又讷讷地问，你刚才不是说，指望还是有的么？那个指望究竟是什么？

他开始吸烟。连吸了几大口，想过了千百遍似的说——警察、公安、法院，如果最后连这些地方也成了权钱交易普遍之极、执法犯法肆无忌惮的地方，那……

他不说下去了。

我低声问，那便怎样？

他又吸烟。将那支烟吸得不能再短了，掐灭在烟灰缸里之后才说——那就又该造反有理了。但凡算是一个国家，总得给老百姓留下点儿指望吧！

他说完，就起身告辞。临出门，拍拍我肩又说——你这人足不出户，有些事我不想讲出来吓着你。如果你什么时候有充分的时间，愿意到广大的老百姓中间去走走、聊聊，我奉陪。你也许会感到，中国再照这样下去，并不像某些遗老遗少大发宏论认为的那样前途光明。

朋友来京的时间是一九九三年上半年。

朋友走后不久，党中央提出了“反腐败”的口号。新闻媒体陆陆续续地报告了一些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的人和事，以及一桩桩重大的全国性的案件。中央电视台的“质量万里行”专题组，忽而大江之南，忽而长城之北，也搞得有声有色，雷鸣电闪。由朱镕基总理亲自挂帅主抓的金融界的整肃工作，使全国的老百姓都出了一身冷汗——怎么着？国库都快被挪空了呀？！

国库的钱那可是老百姓的钱。

中国人多，老百姓的汗水自然是不值几个钱的。中国之普遍的老百姓所挣的工资，差不多是这个地球上最低微的工资了。当然，这并不等于他们创造的价值也是这个地球上最低微的。如果说一个国营企业的经济效益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归了国家，毫无疑问地意味着它的一个普通劳动者创造价值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不，实际上是比百分之九十以上更多的部分——奉献给了国家。

这些钱关乎到他们将来的退休金、社会福利，也关乎到子孙后代面临的国家是否在经济方面可以信赖。

而这些钱，却被用了去炒股票，炒房地产，以国家的名义做种种投机生意。赔了，羊毛出在羊身上，继续提高物价就是了。赚了，塞入一部分人的腰包，成了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轻而易举而便捷的方式。

蒋家王朝时代的四大家族也是这么干的。他们基本上也是靠着诸如此类的一些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