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贪婪之九十年代 (1)（10 / 12）

九六八年我下乡后第一次见到他。他风尘仆仆，面容疲惫，正发着三十九℃的高烧。他找不到地方住，也许还为了省钱，当晚就住在我的单身宿舍，和他的妻子挤在我的单人床上。即使他一个人睡在上面也会使那张床显得太小。第二天我请他们夫妻在北影食堂吃了一顿早饭，无非馒头、咸菜、米粥。记得在他走前，我郑重地、语重心长地劝过他。

“振海，求求人情，走走后门，重新回到一个国营工厂去吧！”

“那又怎样？”

“一切从头开始，三十多岁，尚为时不晚，好好干……”

“那又怎样？”

“只要你真的好好干，领导眼睛不瞎的话，是会看到的……”

“我总在想——那又怎样？我想了十几年了。”

“你……”

我望着他，像望着一个不肯回头是岸的大龄“失足青年”，一个根本对不起母亲的儿子，一个根本不将“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当成一回事儿的家伙。

我暗想——这个吴振海，不可救药，完了。

倘大气环境是不变的，天空与拼块地板何异？

倘时代是不变的，司马迁所作与织布女何异？

倘社会是不变的，度日与经年何异？

倘命运是不变的，人与蝼蚁何异？

无论任何人，当其作为人具有典型性的时候，归根结底，意味其“窃取”了时代的典型特征。乞乞科夫是沙俄时代农奴制产生的怪种，爱迪生是美国资本主义科技童年时代的儿子，雅科卡则是当代西方市场经济激烈竞争中的骄子。所以雅科卡才会说：“都是这个国家给了我这样的机会！”而伊索的不幸恰恰在于，时代不曾给予他渴望的自由。

十年之后，我第二次见到吴振海时，他已是哈克森公司的董事长，是引进哈尔滨市第一笔外资的人。当我写此文时，哈克森已是一家综合开发的合资公司，在世界多个国家拥有十个子公司。

十年中我只回过哈尔滨几次，每次行止匆匆，这是我每次不曾见到他的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或者坦率地说更主要的原因，是那时我对中国第一代创办公司的人们，一向持一种极轻蔑的态度。爱默生曾说过：“那些咒骂商业的人将会看到，并且不得不承认，正是商业的规律改变了美国，摧毁了它的封建制，建立起一个美国。”非常惭愧，几年前，我仍属于“咒骂商业的人”中的一个。在我的那一本自白性的小册子《从复旦到北影》中，读者不难发现我振振有词而又偏激的言论。其中还谈到我在中央党校的一次“报告”。那之后有位女性读者给我写过一封信，论述了与我上面所引的爱默生的话大致相同的思想，友好地“批驳”了我对商业的敌意。这使我甚为恼怒，复函乏善，言辞咄咄，还用了几串“国骂”。斯年一九八五年或一九八六年。倒并非是我狂妄自大到一点儿也经不起“批驳”的地步。何况于对方而言，根本谈不上什么“批驳”，不过是互相探讨而已。我之恼怒在于——当年我并没有看到公平的商业原则。老百姓自谋生路的愿望，当年仍被体制的玻璃隔在商业时代的外面，有如饥汉被拒在餐馆的门外。商业的原则如果是不平等的，除了使人憎恶，不可能获得别的态度。

基于以上对现实的看法——不管这一看法是否仍属偏激，它当年的确是我对现实的看法——我对大多数公司之类持很不屑的态度；对大多数老板，打定主意“老死不相往来”，不管是中学同学也罢，兵团战友也罢，昔日之友也罢。

是中学同学的一次全班性的聚会，促成了我和吴振海的见面。聚会需要场所，需要钱，于是大家想到了吴振海，我也想到了吴振海。在需要物质方面的支持和协助，尤其在需要钱的时候，我们会想起许多似乎早已遗忘了的人。承认这一点固然使我们很尴尬，但事实往往如此。

那一天，我和另外三名中学时代与他非常要好的同学去拜访他。他诚心诚意地、出手阔绰地请我们吃了一顿昂贵的晚餐。不但爽快答应包揽同学聚会的一切费用，而且高高兴兴地请我们到他家中叙谈。一谈我们竟没完没了，谈到凌晨三点钟！毕竟，当年同是贫家子，少小饥时分糠馍。他向我们讲述了十年来的经历。成功者的高级皮鞋，包装的乃是一双被坎坷之途所磨砺得伤痕累累的脚。他是我的同代人中第一批与国营单位毅然辞别的人——十几年前那无异于精神病者的毅然；他是我的同代人中第一批加入过“倒爷”行列的人，十几年前那需要有坚韧的心理承受能力，以抵御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歧视、轻蔑和种种心理压迫；他是我的同代人中第一批办公司的人，办起来了，垮了，又办，又垮，还办——十几年前那是需要破釜沉舟、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勇气的；他是我的同代人中第一批组建施工队的人，十几年前那是需要具有江湖老大的本领的；他是我的同代人中第一批搞房地产开发的人，在哈尔滨市乃至黑龙江省，他当然应被列为最早的“先驱者”之一。

跻身同代人中的“第一批”的行列，在经历了十年的类乎无名小子闯江湖的不服气、不认输、不撞南墙不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