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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的连续心理状态不必然为恶，贪婪毋宁只是人的逾越和放纵，如果说这样的认识较逼近事情真相，那它同时带来了或说“复原”了两个巨大的烦恼：一是界线何在的永恒难题。它要准确划在哪里？根据什么？如何将渐层式的连续状态当一边光明、一边黑暗来断然处理？二则是因此衍生的实践难题。人的日常行为无法是深思熟虑的结果，生活的第一现场不存在哲学精致思辩的奢侈空间，它需要更明确的指示和禁令，像红绿灯那样的东西。

也因此，山德斯这本《第二死罪》的最终收拾方式也不算错，暂时，我们这几百年下来有关贪婪除罪化的具体成果，的确倾向于诉诸法律来标示界线，但有意义的改变不是以一条武断的界线来换一条武断的界线，而是何以如此，以及我们对这道新界线所隐含的思考和期待。

我们说过，法律处理的不是思维而是行为，不是贪婪这个形上的道德错误而是具体的侵占、抢夺、伤害、谋杀等罪行，因此，退回到法律，真正的意思是自由和宽容，让道德的越界和社会的直接惩罚先脱钩——一方面，基于我们对人性，尤其是其暧昧难明边界之事的察觉和认识，不以为那种宛如巨斧砍下来的暴力性惩罚，合适侵入到这个精致的、微调的、如玉石切磋琢磨的道德思辩世界。这里，法律不是狞恶的佣兵，而是谦卑的守护者，只负责架起一个宽松的、最低底线的边界，保卫着道德思维自身的独立自主空间，又像某种缓兵之计，让我们对道德的探索得以继续下去。另一方面，我们知道了道德之罪，至少贪婪这个道德之罪，并不是原生性的罪恶，而比较接近某种错误，不是像格雷安·葛林《布莱恩棒棒糖》所引喻的那样，罪恶如英国布莱恩当地的名物棒棒糖一样，不只是表面花纹，而是你舔到最里层仍绝望的发现它由里到外都是一致的花纹，一致的罪恶。不，它始生于无关善恶的人性，因此不适用于那种“小时偷瓜长大牵牛”式的神经质道德直线推论。正如我们青少年时期某一天总会心血来潮逃个课、抽根烟，或考试时偷瞄一眼邻座同学的答案，绝不因此决定了我们廿年后会通敌卖国一样。因此所谓的防微杜渐不再构成理由，不再是睿智的先见，而仅仅是愚昧、顽固和残忍。任何急于在第一时间、乃至于深入贪婪的幼年期予以一次扑杀灭绝的作为，历史的惨烈教训告诉我们，不仅从不会成功，而且其结果几乎注定了不是善的维护，一定是更大罪恶的召唤。

我们当然不会不晓得(只常常忘了而已)，所有的自由和宽容都暗示了不完满和某种暂时性权宜性，因此质疑的声音会一直存在(这是合理且健康的)，而且更会在某些困难的特殊时日集结成军，暴烈袭来。在这种忍不住会动摇、乃至于诱惑我们返祖躲回森严律法时代的雨天，我们最好坐下来，点根烟什么的镇定一下心神，耐心的回想一下这样一段学习历史，我们是如何跌跌撞撞摸索到这一刻来，至少你会知道，我们之所以慷慨给予他人、也给予自己某种程度自由和宽容，不是天真，相反的，这是世故，一种源于世故才有的温柔和悲悯。

如此，像展读《第二死罪》这么一部回头把贪婪标示为致命之罪的有感而发之书(写于纽约最人欲横流的困难时日)，便不会仅仅把我们逼回蒙昧、但有安全假象的过去，而是继续下去继续思索向前。

《第二死罪》出版时，美国某大报送花篮式的赞誉短评(也就是我们后来会在书的封底或前二页看到的那一段段文字)带点俏皮的指出“可惜非破案不可”——说得没错，非破案不可，是侦探类型小说的限制，也可能是现实社会的某一面向限制，但愿这局部的限制所带给我们的某种安全交待和抚慰，能给予我们另一面更大、更持续的思维自由，但愿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