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2章 旅程（1 / 2）

“只有当你心里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克服困难时，困难才比你强大。”

——埃蒙德·姆比亚卡

1966年5月10日，我们抵达了肯尼迪机场。一切都令人应接不暇，我的脑袋好像还在旋转，刚刚离开了一个荒凉偏僻的地方，转眼就置身于钢筋水泥的丛林。周围的事物对我来说完全是一种异域风情，甚至像来到外星球一样陌生。父亲已经攒了一些钱，买了一点家具和一台电视机。

当时一台电视机对我们来说相当奢侈，我甚至都不知道这种东西的存在。父亲工作得很顺利，但他桀骜不驯的个性再次给我们带来了麻烦。我们没有在奶奶、叔叔所居住的街区中寻找公寓，而是跟父亲一起住进了纽约最危险的街区之一。接下来的一周，我们受到了当地的“欢迎”。有一天，米歇尔和我去了学校，父亲在上班，母亲也外出的时候，有人把我家的门卸了下来，运走了我们仅有的一点财产。电视机也丢了，这新奇的东西我只拥有了一周。我们再次从零开始。

适应新生活既困难又痛苦，就读的学校里连我在内，没有几个白人孩子。那是60年代，美国的种族矛盾正处在顶峰时期。我感到困惑和迷茫，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理解为什么我的同学对我如此反感。我不会讲英语，无法跟任何人沟通的事实更加剧了我的困境。我想回到原来地处偏僻，房子狭小的家，想喝着白色浆糊一样的粥，仍旧光着脚去上学。

对我来说，学校就是个求生训练营。在上学和回家的路上，我经常被骚扰和殴打。老师们也迷失了自己，他们也为了在丛林中活下去而争斗着，没人给我提供任何帮助，也没人给我指明出路。我奋起反击，却从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战，只是尽力熬过去。在那两年里，生活很不容易，但我尽可能地不引人注目，因此最终设法避开了围绕在我身边那些疯狂的人们和他们之间的争斗。

到达美国不久，我就下决心要成为一名企业家，虽然那时只有八岁，而且不会说英语，但那些都阻挡不了我。我需要生活必需品，例如鞋子和衣服。从一开始我就学会了凡事靠自己，因为我不是一个向父母开口就能获得玩具的普通孩子，只能用自己所能搜集来的各种材料来制作玩具。我想要一辆自行车，因为有了自行车才能创造增加收入的机会。我第一次赚钱的经历是站在超市门口，询问女士们是否需要我帮着把货物送回家。也许是我寒酸的外表博得了她们的同情，生意做得非常成功，我赚了十美分、二十五美分，有时甚至能赚一美元！我经常每天干三到四个小时，所以很快就赚到了不少现金。父母从不反对我的事，直到现在，我甚至还不确定他们当时到底知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接下来，我的赚钱渠道是推着母亲的购物手推车在街上逛来逛去，搜集可回收的瓶子。这事并不赚钱，因为回收站给的钱很少，但我每隔一天就能拿到两到六美元，这让我小有成就。我卖了很多搜集来的瓶子，作为一名早期的回收工作者，我也为城市做了贡献，帮忙清理了垃圾。

努力的结果使我很快我就有能力买一辆自行车，这辆车花了足足三十六美元的“天价”。自行车是我自己买的，没有任何大人的帮助，我年仅八岁就做了这样一件事，而且没有家长的参与。买了自行车后，我马上有了另一个赚钱的机会，那就是开始投递《电视指南》①杂志。就这样，我作为一名企业家的职业生涯开始了。当时我并没有接受资本相关理论的指导，只是生存下去的本能在引领我，并一直很好地伴我成长。

①美国TV Guide杂志创刊于1953年，其内容包括对节目的预告与评论，提供专家推荐的节目，并支持节目搜索功能。

我们在那个街区住了两年才离开。父亲每周都会遭到抢劫，他赚钱不多，并且深知全家就指望着这点钱，因此绝不允许别人从他手里拿走他要带回家的工资，以至于常常浑身是血地回到家，打架打得狼狈不堪，满手鲜血地把工资交给母亲。最终他接受了叔叔的建议，我们搬到了布鲁克林的布莱顿居住，这里离叔叔和奶奶都近一些。

直到七年后我离开家的时候，我一直住在那儿，上学再也不必害怕学校里等待我的是什么。慢慢地我的英语说得相当漂亮，也非常容易地融入了当地社区。虽然失去了经济来源，但那只是暂时的，我开始递送报纸，事实上也在打零工。我为罗伯特·肯尼迪①以及其他人的政治竞选活动工作，分发传单。他们似乎并不在意我的年龄，这使我渐渐能够尽一切可能找到活干。有时候劝说雇主雇佣我很困难，有时候却很容易，因为即使低于最低工资我也干，这是促使很多人雇佣我的一大诱因。

①第35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弟弟，1968年他是民主党无可争议的总统候选人，但突然遇刺身亡。

1969年，我加入了童子军。这是一个机会，使我能够生活在安全的环境里，并与同龄人成为朋友。要加入童子军很难，因为我的观念和经历与大多数同龄人差异很大。总之这是我无法摆脱的事实，但我也很高兴自己是这样的人。童子军是躲避外界的避难所，那年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