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1 部分（2 / 3）

鲁门和许多人都认为，要重夺道德制高点，美国就应结束长期的种族隔离与歧视。

今天，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的政治家，很少有人敢公开质疑约翰逊在推行《选举权法》时表达的情感。不过，当然还有一些人在内心里别有意见，例如特伦特·洛特（Trent Lott）在2002年赞颂斯特罗姆·瑟蒙德时就脱口而出说道，假如那位坚定的种族隔离论者在1948年当选，我们就不会有“所有这些麻烦”。40年后的今天，当年的自由骑士被奉为英雄，马丁·路德·金也成了一位民族偶像。但在20世纪60年代，许多美国白人对民权运动感到忧心忡忡，将其视为巨大的威胁。

原因之一是，当时仍有相当大比例的美国人是观念陈旧的种族隔离论者。1964~1978年，美国国家选举研究所（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的一项调查曾要求民众在“结束种族隔离、严格种族隔离、折中”中选择其支持的一项，结果在1964年，整整23%的受访者选择“严格种族隔离”，而希望结束种族隔离的人是32%。

直言不讳的种族隔离论者大多是南方人，但即便在不怎么支持严格种族隔离的北方，对于当时民权运动所带来的变化，人们的担忧也是溢于言表的。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超过60%的选民认为“民权分子太急躁冒进了”。这一情绪部分是由于，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权运动得陇望蜀，目标越来越多。最开始只不过是废止“吉姆·克劳法”的问题，该法明目张胆地否定南方黑人的选举权，有时还以武力迫使他们安于低贱的地位。最终，“吉姆·克劳法”的粗暴野蛮使之成为一个相对轻松的改革目标：民权游行者赢得了美国人的同情，南方种族主义者负隅顽抗让整个国家义愤填膺。况且，废止“吉姆·克劳法”只要把官方的、政府维持的南方种族隔离制度宣布为非法即可。

但是，在南方的官方种族隔离制度终结后，在现实中，那里仍有官方色彩较淡的、事实上的种族歧视与隔离，与正式的种族隔离不同，这种非正式的种族隔离遍及全国。而当民权活动者准备对这一现实发起冲击时，这场对抗就发生了质变。在许多北方的白人看来，告诉校区不要公然为白人与黑人儿童设置单独的学校，这是一回事，但为结束事实上的种族隔离而重新划定校区边界、故意把黑人儿童塞入公交车，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类似的是，在许多北方白人看来，告诫州政府不得拒绝向黑人提供服务的法律是合理的，但如把私人地主或房主出售房屋时的种族歧视列为非法，这样的法律就是不合理的。民权倡导者的见解是对的，事实上的种族隔离与歧视对进步的阻碍，丝毫不低于“吉姆·克劳法”。尽管有人称这代表了自愿原则，但在现实中，这往往是凭借暴力胁迫来维持的。民权运动在试图补救这些不当行为时，不可避免地给自己招来了更多的敌人。

雄心勃勃的政客看到了时机。里根曾反对《民权法》与《选举权法》，并称后者是“对南方的侮辱”。在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时，他的承诺之一就是要废除该州的公平住房法。里根说：“如果一个人想在卖房或出租房屋时对黑人或其他人区别对待，他有权那么做。”

最重要的是，公众对民权运动的印象与不断加剧的城市混乱风潮纠结在了一起。抵制民权运动继续推进的势力，因公众的这一观感而变得更加理直气壮，更加强硬。

混乱的城市

1967年10月理查德·尼克松在《读者文摘》上发表了《美国发生了什么》一文。这篇现在已经非常有名的文章，实际是由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代笔的，尼克松与布坎南把美国的乱局归为一点，他们在文中宣称，自由主义的纵容放任是罪恶之源。

该文的开头说，“仅仅三年之前，本国种族共荣最伟大的十年似已接近圆满”，但现在的美国却是“各自由民族历史上最为法纪废弛、纷扰狂乱的国家之一”，城市暴乱是“迄今为止最恶性的病症，这反映了另一种更为严重的全国性混乱，那就是美国的政令与法治渐遭蔑视”。而这都是自由派的错。

今日美国生活中令人震惊的犯罪与纲纪废弛，其源头主要在于很多美国人的观念已发生了两个根本变化。第一，那些认同这一可疑事业的人，对违反法律与公共秩序的行为听之任之。第二，纵容犯罪的原因是同情那些人过去的冤情，但他们现已变成犯罪分子。我们的法官走得过头了，削弱了和平力量，强化了犯罪势力。我国引领风气之先的人把如下的准则过度拔高：在法律遭到违反时，应当指责的不是犯罪分子，而是社会。尼克松与布坎南是有意这么说的。在20世纪60年代流行开来的一句话是，一名保守派就是一名遭人“劫持”的自由派。现如今，犯罪早已不是什么政治议题：犯罪率在20世纪90年代大幅下降，尤以纽约城的下降幅度最大—该城一度被视为美国社会弊病的集中地。但在20世纪60年代，“法律和秩序”是保守派最有效的动员口号。

美国人感到法纪废弛也确是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