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3 / 5）

所房子里有什么区别？关起来是钻鼠洞，放出来后果担不起，送回北京也不行。”

戴梦岩愤怒了，她想说：我该怎么做才对呢？这回该我说了，你给我指条生路吧，给我个赎罪的机会也行啊。又觉得这样说太呷嗦了，一把拽过挎包，狠狠地扔了一句：“你想逼死我吗？”

她愤然而去，而叶子农刻意在讨论前铺垫的“冷静”还是没起作用。

关不得，放不得，撒手舍不得。

戴梦岩性格刚烈，一向敢做敢当，但是这次却陷人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困境，这不是艰难的选择，而是根本没有一条路可以让她走。

离开派拉姆公寓，脱离了直接冲突，戴梦岩逐渐从情绪化的状态冷静了一些，她驱车返回自己的住所，还没走到家就懊悔了，懊悔自己说出的那些话。

—这话来巴黎之前你怎么不说？

—你走吧。

—你想逼死我吗？

她对这三句话尤其懊悔。

这话来巴黎之前你怎么不说？——如果叶子农在柏林跟她说这个，以她的心态，一定会认为叶子农是找借口拒绝她，甚至会骂他虚伪。

你走吧。——这话就这么轻易从嘴里说出米了，这是她的真实想法吗？不是。

你想逼死我吗？——叶子农连奥布莱恩都没抱怨，能怪罪她吗？

回到家，她甩掉鞋一头扎在沙发里，也顾不得什么优雅了，更没心思研究服装店。她脑子已经乱成了一团麻，她需要思考，她必须从这个无路可走的困境里找出一个解。

她不懂政治，但是她信叶子农，她相信自己的眼睛。中国确实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又确实是在一天天变好。

尽管叶子农并没有跟她要求自由，只是不愿以自卑的心态去听《我的祖国》这样主题的音乐会，但事实上她已经不能再把他关下去了。因为一条丝袜阻碍了叶子农的态度，导致一个研究了20多年马克思主义的人不敢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正当性，不敢承认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正当性，而且他又是叶辉将军的儿子，这个事实是有例证效应的，这个负面影响也是会被人利用的，这个结果她担不起。

是她让叶子农来巴黎的，如果叶子农在巴黎遇害，这个结果她也担不起。

把叶子农强行送回北京？中国人最恨汉奸，中国人里也有极端民族主义分子，谁又能保证在北京就一定没风险呢？还有一种可能：叶子农被仇视社会制度的极端分子加害了，再转嫁给政府，制造政治事端……一切假设似乎都很虚幻，但却都不能排除理论上的可能，唯一不同的是，叶子农的死活从此就跟自己没关系了，这就是说叶子农死不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自己不担责任……这个假设稍一深想就让她后背渗出了一层冷汗，因为这完全不是她的真实内心，她的真实内心是：她不怕死，她是怕叶子农死。

强行送回北京，也就意味着她跟叶子农从此分手了，这个也是她不能接受的。就算一定要分手，也要明明白白地分，不能是这个分法。大难临头各自飞，太没“格”了，那不是她戴梦岩的所为，那样的话还不如让她现在就死。

她甚至做了最极端的假设：如果叶子农在哪里都是遇害，是在巴黎遇害好一点呢？还是在北京遇害好一点？那还不如死在巴黎，起码不是被当成汉奸诛杀的。巴黎与北京，怎么判断两者的危险系数呢？这个事情属于“危险系数”的判断吗……

她不知在沙发上躺了多久，想了很多很多，却始终没找出一个解。她也想到过给梁士乔打个电话，听听梁哥的意见，而这个志头也只是在她脑于里一闪就过去了，梁士乔的意见不用问她也知道，不是强行将叶子农送回北京就是继续强制保护，站在梁士乔的角度，他首先考虑的不可能是叶子农，只能是她戴梦岩。

她想得头疼，连午饭都忘了吃，也不知道饿了，以至于躺得太久骨头都疼了。她起身在房间里来回走了几圈，茫然地在窗前伫立，不知是窗外的视野开阔了她的思路，还是在这一刻她突然醒悟了，她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思路错了，关与放本来就是矛盾的，如果只是就事论事思考，她永远解不开这个结。

不知道怎么活，还不知道怎么死吗？笨蛋！她在心里骂了一句自己。

她换了一种思维，按自己的逻辑做了一个推理：子农的命比我重要，能让子农舍命的东西一定比我的命更重要。既然哪个结果都担不起，担不起就不担了。

她心里一下子豁然了，也轻松了。

她走到电话前，想通知雷蒙诺保安公司取消护卫计划，既然不需要保护了就别让保安公司白忙了。她刚拿起电话却又放下了，因为按合同规定即使取消计划也不退款的，但是有可能被对方误解为她在争取退款，她是在意自己形象的人，有损形象的事她不能做。

她看看表，已经是下午3点多了，这时她感觉到饿了，却也顾不上吃东西了，她拿上车钥匙和手袋下楼，开车去了玛丽亚音乐大剧院。

在玛丽亚音乐大剧院的售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