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4 / 7）

命运的不公，连带着仇恨起带给她这种不公平的父母。她直到父亲临死前都没有去见过他一面，周年祭的墓地，她麻木不仁地上在那里，对着那张小小的遗像，拒绝去回忆关于父亲的一切。她封闭自己，以为不哭、以为不悲伤，这就是理智，这就是成熟，其实，只是怯懦。她不敢面对内心那个渺小的自己。

她洞悉母亲生病的真相，憎恨那个选择自我催眠的女人，为什么，她要比自己先一步发疯？为什么，上帝可以让她躲进自己的白宫？因为痛苦无人可以承担，因为认为这是该她与母亲共享的耻辱，可是母亲比她更惧怕失去，所以她直到她死，都没有原谅。为什么不能原谅呢？你与她，又何尝不是殊途同归？她清醒着，却用痴傻作为伪装，你痴傻着，却自以为自己很清醒。倘若不是日日噬心的痛苦折磨着她，那墓碑上又何须写着享年五十四岁。是啊，没有人能幸免，在这场劫难里。她，终不能得享天年，背负着还甚至她的灵魂十字架浑浑噩噩不可终日。人未老，发已白，未知命，人已殒。可是，她固执地不原谅，不原谅，恨吧，怒火烧干一切，忘记她是她的母亲，忘记她同样也在痛。不过是怯懦，宽容是比善还需要更大的勇气。她踏不出那一步，不过是因为怯懦。

S城的秋夜，细雨绵绵。

那一夜，她哭至力竭，旧有的秩序天崩地裂。她仿佛看到命运的重手落在自己脸上，根本无法回避，她默默地承受着重掴带来的痛楚。

雨和着泪水，洗去世浴积淀和灵魂负累之于她身上的伪装，渐次露出脆弱不堪的真身。她的色厉内荏，她的走马章台，她的牙尖嘴利，她的装腔作势，她的小把戏，她的小聪明，通通都像那浓墨重彩，经不起冲刷，和着雨水和眼泪，斑驳了颜色，像极污浊不堪的泥淖。

第二天，太阳依旧照常升起。黑夜的哭泣隐匿，无人知晓。而时局世事从不会因为谁的崩溃和塌陷有所转移。

高绍南在这一天得到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区下面一个乡镇派出所的所长被双规了。他记得那个所长的样子，三十五六岁，长得斯斯文文，家里做建材生意，从警校毕业，还是科长的时候，他跟他吃过一次饭。过了半年，他成为该区最年轻的一位副所长。高绍南甚至不记得当时他收了多少钱，也是环环绕绕的关系让他对这个小小的派出所所长有了点印象。交集不多，他也有这样的自信，倘若这只是个案，他完全没必要如此惶恐。只是，近来的事情，一件接连一件的发生，像是一张无形的大网，在慢慢地收拢，而最后，他不一定能逃出去。

直到此刻，他终于确定，张曼宁那条路是走不通了，就算如张曼宁所说，景然针对的不是他，他跟景然也绝对不是同一个利益集团。政治就是如此，不是东风 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既然站不到一路，自然就成了敌人。

他开始梳理自己跟景然之间的所有过往和脉络，于公，在此之前两人算井水不犯河水。而且就S城的政局看来，他们算是一路人，相同高度的政治背景，而他们两人的父辈在漫长的从政生涯里也没有过明显的交锋和对抗。从他得到的信息里，上面的意思是换届之后，是由他和景然一起搭档，一正一副统管政局。他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这股扫黑活动会贯彻得如此彻底，且硬生生地将他的势力撇到了一边。这是一个不友好的信号，至少景然还没有跟他做过任何私底下的接触和对谈，这是明眼人就能察觉到的敌意。

一开始，他以为这只是景然在公报私仇。但现在看来情况比自己想象的要复杂很多。他不敢保证自己了解景然这个人，但他了解张曼宁。张曼宁在他看来，就是中国版的希拉里，典型的利益动物。如果景然是在擅用公器对付他高绍南，张曼宁评估局势之后必然会全力阻止景然的行径，无论是从中斡旋，还是单方面制止，他相信张曼宁有这个能量和说服力。但是，最关键的是，自从张曼宁回到S城之后，景然的举动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变本加厉，而张曼宁对他的态度也出现了罕见的沉默。种种迹象都在导向一个让高绍南不安的现实，那就是景然说不定会拿他开刀。

但，他怎么敢？

无论是S城以梁伯庸为代表的守陈派还是高绍南这样的新锐激进派，都用各自的政治嗅觉察觉到了S城刮起的这股台风，但第一个人的心中都存有疑惑：他要做什么？他敢做什么？

是的，政治就是这样。是N次方的象棋，你牵制我，我牵制你，你抽我的卒，我吃掉你的车，到头来，大家都在棋盘上，久而久之，这就成了一局和谐得不能再和谐的棋局，马走日，象飞田，各得其所，在一种彼此默认的大规则之下，分割利益，达成默契。无数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已然形成了一套铁的政治定律：倘若你不是制定规则的人，那就不要做破坏规则的事情。否则，下场会很惨。从某种程度上讲，景然做的这些事情过了。这种所谓的过，就是打破了某种默契和平衡。气场一旦被破坏，局面就变得混沌，而所有人的疑惑都在于——他图的是什么？

是的，没人知道他图的是什么。在梁伯庸看来，他应该是要理解景然的人。他太明白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