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围剿” (1)（3 / 11）

晨到达九江，带来中央最新意见，要起义推迟。30日晨，前敌委员会在南昌一所女子职业学校举行紧急会议，由张国焘传达中央精神，要求对起义重新讨论。

张话音未落，李立三蓦地第一个站起来，兴奋地说：“一切都准备好了，哈哈！为什么我们还要重新讨论？”

周恩来接着说：“国际代表和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你的这种意思与中央派我来的意思不符。不准起义，我辞职不干了！”周恩来事后对别人说，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拍桌子。

张国焘看出李立三是门大炮，扳倒他就好说服别人，会后便立即与他个别谈话。说来说去李立三就是一句：“一切都准备好了，时间上已来不及作任何改变！”

无奈的张国焘最后只得服从多数。起义时间定到8月1日凌晨举行。

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革命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人不能不毅然拿起武器、反抗国民党血腥屠杀政策的武装暴动。它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也是局势最为黑暗、中国共产党人最为困难的日子。毛泽东描述自己当时“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李立三在此时刻，决然提出并果断坚持南昌暴动，率先实践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对中国革命贡献巨大。

敢于一意孤行的李立三，后来却一意孤行出一个“立三路线”来。

1928年冬到1930年秋，李立三成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之一。他不同意毛泽东实施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广大农村根据地的做法，亲自起草《中央致四军前委信》：

你们现在完全反映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来在机会的错误。你们在错误：（一）站在农民的观点上来作土地革命，如像你们认为“农村是第一步，城市是第二步”的理论……（二）你们割据的观点，这同样是一个农民观点，如像你们认为先完成三省边境割据，再打南昌……

他看不起毛泽东的农村根据地。认为“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们的头脑与心腹，单只斩断他的四肢，而没斩断他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还不能制他的最后的死命。这一斩断统治阶级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的残酷的争斗主要是靠工人阶级的最后的激烈争斗——武装暴动”。

正是在这一点上，20世纪20年代末期就主张“斩首”理论的李立三，脱离了中国革命现实。

1930年6月以后李立三成为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人。他把舵的船，立即成为一艘既勇猛奋进、又剧烈摇摆的船。

当时正值蒋、冯、阎展开中原大战，31岁的李立三认为“空前的世界大事变与世界大革命的时机，都在逼近到我们面前了”，中国革命已经到了一蹴而就的时刻。他一面部署中心城市武装暴动，一面重新编组全国红军，攻打大城市。

李立三的计划是：

以红四军、红十二军、红三军编为红一军团，由朱德、毛泽东指挥，攻打南昌、九江，切断长江，掩护武汉的胜利；

以红五军、红八军、红十六军编为红三军团，由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指挥，占领大冶，切断武（汉）长（沙）铁路，进迫武汉；

以湘鄂西地区红军编成红二军团，由贺龙、周逸群指挥，帮助地方暴动，进迫武汉；

鄂豫皖地区红一军由许继慎、徐向前指挥，切断京汉铁路，进迫武汉；

广西的红七军、红八军由邓小平、张云逸指挥攻击柳州、桂林，进逼广州，然后北上合攻长沙；

各路红军的攻击箭头，最后皆指向中国的心脏，“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李立三在上海制订这个空前庞大的军事进攻加武装暴动计划时，一定热血澎湃。

如果蒋介石看到这份《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工作计划》，定要惊出一身冷汗。因为“计划”表明，中国工农红军在蒋介石与各路军阀混战的三年之间，已经发展到了十万余人。

1930年7月27日，彭德怀率红三军团袭占长沙。杀共产党不眨眼的国民党第四路军总指挥何键，在城内贴一张“市民住户不要惊慌，本人决与长沙共存亡”布告，便只身逃向湘江西岸。

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这是工农红军攻下省会的唯一战例。

据说李立三嘴巴很大，大到能把自己的拳头塞进嘴里。攻陷长沙更使他声若宏钟。8月6日，他在中央行动委员会上报告《目前政治形势与党在准备武装暴动中的任务》：

“同志们！目前中国革命的形势，正在突飞猛进的向前发展，已经显然表示着到了历史上伟大事变的前夜。”

“如果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形的人，他必然以为这是共产党人的夸大狂，或者布浪基主义。假使现在跑到工厂中去，问工友是否需要暴动，工人一定答复需要暴动。许多工人都说：‘暴动的时候，你们要来通知我。’”

“这回红五军攻打长沙，红军的兵力只有三四千人，何键的兵却有七团以上，但红军与何键部队接触的时候，何键部队都水一样的向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