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大渡桥横铁索寒（7 / 11）

吧。我既没有同林彪谈过话，而同刘少奇的谈话内容也是完全正当的，我就没有申明，等他们将来自己去申明。我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

作为会议主持者，张闻天在会上代表中央批评下面，本身没有受到明显的批评。但当时毛泽东已经听信了个别人的汇报，认为张闻天煽动林、彭反对三人团，要林、彭代替三人团指挥，张闻天到三军团去是与彭德怀勾结等等。会理会议上从毛泽东话语里也听得出来，他怀疑张闻天参与其事，是与彭德怀结合在一起的。

彭德怀觉得难过，张闻天感到委屈。大敌当前，团结要紧，两人在会上会下都没有争辩。

不但未申辩，彭德怀在发言中批评了林彪，更批评了自己。

他说，由于在平桥、鲁班场战斗中没有打好，给部队增加了许多困难，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因而也引起对新领导的某些怀疑，这是不对的。今后应当团结一致，坚决地拥护新领导，在新领导指挥下继续北上，争取早日与四方面军靠近。

一口一个“新领导”，对粗犷的彭德怀来说，也实在不易。别人对毛泽东早改称“主席”了，他还一口一个“老毛”、“老毛”的，用很大劲才改正过来；对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三人团称“新领导”，他真是费劲不小了。

对林彪给中央写信，他只说了一句：事先我不知道，更不是我鼓动他写的。便不再过多解释了。

长征路上，大敌当前，团结对敌压倒一切，维护中央权威十分重要。虽然毛泽东的一些批评与实际情况不符，但被批评者都没有过多申辩。

周恩来、朱德发言，也称赞毛泽东的指挥，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会议开了两三天。最后由会议主持者张闻天代表中央作结论，批评反对机动作战、怀疑军事领导的思想，肯定毛泽东的军事指挥，维护遵义会议确立的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的团结，克服右倾思想。

会议决定红军立即北上，同四方面军会合。

对会理会议怎么看，争论并不多。在统一红军作战思想、克服存在的消极情绪、确定新的前进方向这些积极意义说完之后，人们都小心翼翼回避党内高级领导人因会理会议产生的裂痕。

但裂痕是无法回避的。

彭德怀说，此事24年内毛泽东提了4次。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第四次提此事时，林彪站出来申明，信是他自己决定写的，与彭无关，一桩公案才终于了清。这件事成为彭德怀在自己被彻底打倒的庐山会议上，唯一可聊以自慰的事。

彭德怀后来总结道：“从现在的经验教训来看，还是应当谈清楚的好，以免积累算总账，同时也可避免挑拨者利用。”

对张闻天的误解，毛泽东到延安整风才完全挑明。1941年六七月小型谈话会上说一次，1943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又说一次。张闻天只有认真对待了。他利用许多同志在延安的机会搞了一些调查，最后在《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中作澄清说：“现在大致可以判明，说我曾经煽动林、彭反对三人团的话，是×××同志的造谣！（林、彭同志关于此事有正式声明）”

这份《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是张闻天的检讨。在长达五万多字的自我剖析中，辩诬文字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处。会理会议便是其中之一。可见其裂痕影响至深。

简单看中共党史，很多人都不理解为什么在四渡赤水毛泽东这神来之笔后，他最信任的林彪会跳出来写这样一封信。为什么要开这么一个会理会议。

关键是不了解、不领悟红军当时的严重困境。这段时期内，从来不发火的朱德也两次发火；从来不叫困难的周恩来也说“相当艰难困苦的一个时期”；从来不骂人的林彪也破口骂人；这种情况下，上上下下从指挥员到战斗员中有想法，有情绪，丝毫没有什么奇怪。不反映出来，反倒是不正常的了。

林彪继续用写信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对战略方向的认识上他同毛泽东发生了分歧。1935年12月中旬，政治局召开瓦窑堡会议前，征求各军团领导干部对战略问题的意见。林彪借机又写了一信。信中称开辟陕南比巩固和扩大陕北更重要，更有意义。他还开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要求将红一方面军的主要干部尽数调出，由他率领南下。

这封信当即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1928年春天，南昌起义部队刚刚到井冈山，一次毛泽东路过，正逢一个年轻指挥员给部队讲话：“不管这个军阀还是那个土匪，只要有枪，就有地盘，就有一块天下。我们红军也有枪，也能坐天下！”毛泽东一下怔住了，问朱德这个娃娃是谁？朱德告之：二十八团一营营长林彪。毛泽东自此记住了这个浓眉大眼的指挥员。林彪那种一针见血的语言，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

然后就是那些信。林彪写信以大胆著称。很多时候因火药味太浓、政治委员不敢签名而且劝林彪不要这样写，他照样不管不顾，大笔一挥签上自己的名字，以个人名义送上去。这种时候人们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