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历史与个人 (1)（7 / 11）

全部力量对外扩张。1936年3月，日本废除了政党内阁制，组成广田弘毅内阁，建立由军队、官僚和财阀直接控制的法西斯独裁统治。此后以东条英机为首的昭和军阀集团完全掌握了政局，实行所谓“断然改革”，建立强大的“国防国家”。

参加政变的军官虽然除去自杀者全被枪毙，但他们行动的目的完全达到了。

日本“二二六”政变第二天，董健吾牧师受宋庆龄、宋子文委托，从南京到达陕北，在张学良部队护送下，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他向留守陕北工作的博古介绍说：“蒋系法西斯分子陈果夫左派与曾扩情右派，陈主联红反日，曾主联日反红。此外孙科、于右任、张群、冯玉祥等均主联俄联共。”

博古将此情况迅速报告正在晋西指挥东征作战的毛泽东、彭德怀。

董健吾的消息，使中共中央首次得知国民党的态度正在发生转变。

2月28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李克农：“蒋介石亦有与红军妥协反日的倾向。”

3月4日，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致电董健吾：“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并进一步指出，“我兄复命南京时，望恳切提出弟等下列意见：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还指出，“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

从此，中共中央开始逐步放弃反蒋抗日口号，逐步明确地提出“联蒋抗日”和“逼蒋抗日”。侵略一方已经成熟了，反侵略一方也正在成熟。

二、打通国际

1934年9月中央红军长征前夕，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中断。凡事都一分为二。这种中断在某种意义上说也不完全是坏事。它使中国共产党人得以通过遵义会议等一系列会议，独立地解决了自己的军事路线、政治路线和领导人问题。

当然从更大的意义上看，它又的确不是好事。它割断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消息情报来源，阻碍了共产党领导者的战略视野。中央红军留恋徘徊于川黔边4个月之久，先图赤化四川后图赤化贵州而终不可得，与此就有一定关系。

所以红军1935年5月渡金沙江、占领泸定城基本脱离险境后，中共中央立即召开会议：决定以陈云、潘汉年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携带密码到上海恢复白区工作，建立中央与上海及共产国际间的电讯联系。

10月2日，化名史平的陈云辗转到达莫斯科，出席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召开的会议，并成为中共代表团三个正式代表之一，此时陈云才知道为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共产国际也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从1935年4月开始，共产国际为了恢复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先后派闫红阎、张浩和刘长胜带密电码回国。

闫红阎为了承担这一艰巨的任务，废寝忘食，短期内学会了英文字母，把用英文字母编排的密码背熟记在脑子里，他没有参加国际七大，于4月就提前动身回国。闫红阎进入新疆后，乔装富商，骑着骆驼、驮载着俄罗斯毛毯和灯心绒，经伊犁、迪化、兰州、宁夏、绥远到达北平。这时中央红军已经胜利结束长征，闫红阎立即去陕北找党中央。12月他在瓦窑堡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全凭记忆汇报了带回来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密码。

可惜凭闫红阎的密码未能和国际联系上。是时间过长记忆有误还是什么别的原因，不得而知。

闫红阎没能参加国际“七大”就匆匆回国，张浩则是“七大”未开完就动身出发。共产国际实行新方针后急于恢复与中共中央联系的心情，由此可见。

张浩出发时，陈云还未到莫斯科，所以谁也不知道中共中央的确切位置。张浩装扮成从蒙古回来的商人，穿着光板皮袄，挑一副货筐，风餐露宿，跨越沙漠。沿途打听消息，经过三个月长途跋涉，于11月到达陕甘边区的边缘——定边。在那里由边区赤卫队护送到瓦窑堡，终于找到了中共中央。

他在瓦窑堡刚和张闻天、邓发、李维汉等见面，便立即传达国际“七大”关于改变以往对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不再将中间力量看做危险敌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等精神，以及中共驻国际代表团起草的《八一宣言》。

张浩也带回了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密码，甚至先于闫红阎，将密码转给中共中央。但遗憾的是他带回来的密码也未能与国际沟通联系。

沟通与共产国际联系的，是刘长胜带回来的密码。

而这一联系的恢复，首功却在当年要求“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李立三。

很多人早把他忘记了。1930年三个月的立三路线后，他被解除政治局委员职务调往莫斯科，一去就是15年。其中有两年时间甚至在“世界无产阶级红色堡垒”的监狱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