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3章 骚乱？起义？（1 / 8）

与英国在马来亚实行的 “放任”政策相反，荷印政府在荷属东印度实行了迥乎不同的殖民垄断统治政策。在近代史上由于荷兰工业的落后使得它在瓜分世界的浪潮中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在其它后起殖民主义国家竞争和殖民地人民反抗下到20世纪前后昔日的殖民大国荷兰在亚洲仅剩下荷属东印度这一块比较象样的殖民地，在缺乏工业优势的情况下，荷兰殖民主义者为了保住这一条 “被抛在赤道周围的绿宝石腰带”他们在该地区实行了高度垄断的殖民统治。

荷印政府对荷属东印度实行社会分工式的经济管理，具体表现为：通常由欧洲人掌控大宗物资的进出口和批发贸易，而华侨则从事中间批发与零售，即所谓的中介贸易，当地土著则是处于生产结构的下层。事实证明，这种 “分工式”经济构想在后来的经济政策与社会管理中运用的非常成功。至于其它一些社会事务和法律管理方面，也充分体现了这种 “分工”的鲜明特色，东印度公司从一开始就采取这样的立场，即只管与本身有利害关系的事情，华侨内部的事务全由他们自己去管理。

在这种社会结构下，华侨往往扮演中介代理人的角色，两面不讨好，加上其勤俭刻苦的累积财富，不仅直接威胁到荷兰人，也常被原住民认为华侨是助长荷兰人压制荷属东印度人的帮凶，华侨常常成为 “代罪羔羊”，无辜的承担起荷属东印度人对于高压殖民统治的不满与仇恨。 “华商是大商家赎罪的羔羊，是欧洲输入商的牺牲品”这种状况在荷兰殖民统治中后期更是突出。

而殖民政府一向奉行殖民主义政策，历来不允许殖民地被统治民族与宗主国臣民享有相等的权利。在荷属南洋群岛，1854年荷印当局把当地居民划分为四个等级，而华人被列为最末等。等级不同，法律上所享受的权利也不相同，就荷兰属地的司法审判来说，它分为三等即地方裁判所、地方高等裁判所和本邦人民裁判所，欧美及日本侨民被划入本邦人民裁判所和荷兰人享有同等的司法权，华人与土人被划入地方裁判所和地方高等裁判所，此外在纳税、交通等方面华人都受到殖民政府的歧视和严格限制。

东印度公司采取这种态度的主要动机是为了自己商业利益，利用华人的经济力量来达成自己殖民目的，却绝不容许华侨拥有与自己相当的权利，如果华人的经济发展和商业运作在某些方面触动了他们的本质利益，荷印政府是绝对不会放任不管的，当然这对于任何一个希望通过贸易大发其财的殖民主义者来说是也十分自然的。几百年来那些荷兰殖民者，当华侨触动他们的利益的时候，他们一次又一煽动或放纵当地土著人发动排华暴动和骚乱，发生在1778年、1796年、1802度的排华暴动与骚乱，无不与此有关。

勤劳与节俭或许是华侨地原罪。华侨经济尽管在几百年中屡遭暴动与骚乱重创，但是在这种社会分工式经济制度下，仍然通过自己勤劳与节俭取得了发展并形成惊人规模，甚至于超越了荷兰殖民者，结果就造成了当地土著人生活极为困苦，他们感到越来越穷困，而所能亲眼目见华侨的富俗。这样无形中更加剧了当地土著民排华情绪，为种族冲突埋下了祸根。而那些土著人从未反思过自己地懒惰与无能，他们不敢将情绪发泄到荷兰人身上，只是在荷兰人有意引导下将矛头对准没有强大祖国作为后盾的华侨。当勤劳与节俭成为华侨的原罪，荷属东印度土地上便流不尽华侨地血，几百年来一直如此，甚至于直到20世纪末，那个自许文明时代亦未曾改变。华侨千年疾苦谁人知。

尽管六年前泗水事件时，共和政府一改晚清政府对外交涉上软弱可欺的局面，为在海外忍气吞声的泗水侨胞争得了合法权益，为荷属华人争取到对旅居荷属地华侨与荷兰人同等看待地权力。但这种同等看待的权力如果没有强大实力作为保证，只会引得那些懦弱而野蛮的土著人的眼红，就像他们看到那些曾经漂洋过海衣食无着的华侨致富后会眼红一般，当看到那些曾经和他们一样是下等人的华人竟然成了和荷兰人一样，享受本邦待遇时，眼红的几乎要滴血，不满情绪再次在土著人胸中淤积着，只需要一个导火索即能引爆。

共和七年，西元1918年11月19日，北海警备舰队由两艘战列舰、四艘大型驱逐舰、一艘训练舰组成第一训练舰队驶抵泗水，泗意为游泳，泗水即游过海洋，寓意华人离乡背井到南洋谋生，必须漂洋过海，这座从名字上既代表着华侨疾苦的南洋海港城市。在训练舰队进抵泗水港前，出于炫耀武力以为荷印华侨后盾为目的，在马都拉岛外海进行一场规模不大军事演习，既然是演习难免会有意外发生，马都拉岛外海一直是当地土著人捕鱼的渔场，演习过程中有几发流弹不可避免的被打到马都拉岛沿岸渔村，而舰队意外撞沉了几艘土著人渔船，造成了一些土著人的死伤。

泗水本邦人民裁判所外，数千名当地土著青年身着纱龙围聚在裁判所外，互相传递着手上的烟卷儿，低声也不知道在用鸟叫一般的土语谈论些什么，他们等待裁判所的裁判结果。一周前，中国人的训练舰队的巨炮发射的炮弹击中一个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