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8章 风云起（1 / 4）

平心而论，民主的社会条件在中国尚不完全具备，也就是说，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尚不能也不愿意参与国家事务的时候，责任内阁，政党等形式都只不过是徒具虚名，而无法改变多数人的本质。如果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看，最高权力的多元化结构模式固然有助于防止个人独裁，但在中国急需恢复秩序与稳定之际，多元化的权力结构实际上使政府权威大部分抵消，并不利于中国的发展与经济繁荣，换而言之，有可能导致中国的分裂与灭亡。

面对这种情况，如共和二年一般，共和八年二届国会选举时即有激进者主张取消国会和内阁，由总理 “便宜行事”，一些有识之士曾大声呼吁： “……中国政府之无能力，参议院之用一人必求同意，提一案必起纷争，始以党见忌人，终以攻人利己……名议院，实为奸，时不待人，一朝事发，议员即鸟兽散矣，尚能为国民任责任耶？追念前清之亡，既由立宪，俯察后之祸，亦在共和，来南北智士，谓改定《约法》，尚待来年，急在燃眉，岂可坐俟，总理总政务，责任攸归，此存亡危急之倾，守土之保全为重，民权之发达为轻，国之不存，议员焉托？宜请总理以便宜行事，勿容拘牵《约法》以待危亡。”

这虽然不免有将孩子与赃水一起泼掉的嫌疑，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描绘出中国自民主共和以来所暴出来的窘态，尽管复兴党通过国会投案修改责任内阁官员任免制度，但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制定共和中国正式宪法时修改《临时约法》责任内阁的有关规定，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

但是，《临时约法》及其核心责任内阁制，毕竟是共和中国存在与否的象征与基本标志，特别是革命党人在颁布《临时约法》时曾反复强调过这一点，因此，依据已经改变的情况对《约法》进行实质性修改，无疑是对革命党人的重大打击。复兴党与革命党人围绕《约法》问题所展开的冲突便不可避免，但是在时机尚未成熟时，尽管中国迫切需要一部《宪法》解决诸多问题，但迫于压力，共和初年爱国者选择了另一条路，尽管他们的选择在后世受到人们的指责……中国真正之统一始于共和八年的那场废督裁军……”---共和一百年《历史杂评》，评论员清教徒STG44《时代的进行曲》。

共和8年4月23日，由川籍无党派议员魏林与二十四名参众两院议员向国会提请 “废督裁军”议案后， “废督裁军”案在京城以及整个中国引起轩然大波，地方各省一直未加任何表态，没有任何一个省愿意做出头鸟通电支持，无疑是自放其权，通电反对，又将成为西北眼中之敌，这时几乎所有人都选择静观其变。

在地方上，当年二次革命时未被北方军占领的南四省---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早形成了一个协调一致的集团，第二股势力在长江下游地区，以冯国璋为中心，他在1916年春召集一些省的首脑讨论战略问题，他为自己创造了中间人地位，即反对独裁统治的中央集权政策，但又拒绝同南方革命党势力结合在一起，尽管随着去年第三师的背叛以及直隶归属中央，其势力受到削弱但其仍然是南中国第一大地方实力派。

这两股最为庞大的地方势力和其他各省势力一般同样保持沉默，他们都在静静等待着京城的表决，如果……谁知道他们会不会像过去一样宣布独立，进而与中央决裂。尽管舆论和民众团体在过去七天中，一直对 “废督裁军”抱以极大的热诚，但是所有人都能感觉到其间的暗流涌动，一名悲观的议员甚至认为 “废督裁军”可能会导致战争爆发。

“……利用辛亥革命之机纷纷独立的各省政府，为了维护自己既得权益，在联邦制的口号下相对独立，拥有绝对的行政、军事、财政与人事等方面的大权。革命后，官僚、政治、财政、立法，甚至军事的自治，被大多数省广泛采用，大多数省革命后以完全自治的姿态出现，它们无意放弃增长的特权，包括指挥省的军队，截留税收，挑选地方和省内官吏，更由于对袁逆的不信任，有些省对恢复省与中央的行政联系特别抵制，更有甚者，边远地区的外蒙古和西藏还有完全脱离任何一个中国政府的倾向。

尽管后来随着 “二次革命”的失败，袁逆用武力统一了地方政权，几个月前还喧闹不休的自由主义体制和地方自治已被扫荡干净，省内任命官吏的权力又回到了北京手中，前清不在本省当官的规矩，再次复活，并逐渐得到实施，但是这一切随着袁的死去化为泡影。自行总统制后，黎氏大讲混括统一，然后省权转重，乃至帝制萌，甚至于到各省将军纷纷添募军队，现在各地藩镇之势已成，甚至远比共和二年更为势大。

这一次废督裁军，与其说是废督裁军，倒不如说以司马为首的西北势力借中央之名，重新操持建立中央集权的大刀，有强军作为依持，各省很难与之抗衡。最近地方各省之所以未表态，恐怕也是因为对西北军的恐意，毕竟……在中国没有几个人有击败西北军的信心，更何况舆论几乎是一边倒的支持通过 “废督裁军案”。这些年各地督抚荼毒地方久矣！所以民心在中央而不在地方，地方上希望先生你回西南视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