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5 / 7）

，”他清了清喉咙，说，“这个在冰箱里。”

他没有解释，也没这必要。

我放下手术刀，顿时觉得胃部抽紧。硬纸夹上的标签印着洛丽·彼得森案子的号码、名字、验尸日期——但她所有的证据我在四天前就已交出。

“你在冰箱里发现的？”

这一定是个错误。

“在深处，最下一层。”他迟疑着加了一句，“嗯，没有人签。我是说你没有签字。”

一定有什么缘故。

“我当然没有签字，”我尖锐地说，“她的案子我只收集了一套证据，温格。”

我嘴上这么说，心里的疑云却像风中摇曳的烛火。我试着回忆。

周末我把洛丽·彼得森的样本存在冰箱里，就和其他星期六的案子放在一起。我清楚地记得，星期一一早我亲自交到检验室，其中包括一个硬纸夹，里面装着上面有肛门、阴部、口腔样本的棉花棒。我确定当时只用了一个硬纸夹。我绝不可能送出空夹子——它总是包括一个装了棉花棒的塑料袋、装了头发的信封、试管和所有其他东西。

“我不知道这是从哪里来的。”我强调。

他不安地将身体重心转移到另一只脚上，眼睛也望向别处。我知道他在想什么。我把事情搞砸了，而他不愿意直接指出来。

出错的可能性一直存在。自从玛格丽特在解剖室的电脑里安装了制作卷标的程序后，温格与我就把整个作业流程想过很多遍。

病理学家在动刀解剖之前，可先将有关死者的数据输入电脑，然后印出一串标签，用来贴在所有可能采集的样本上，比如血液、胆汁、尿液、胃部的残留物，和其他个人证据。只要每个病理学家谨慎地把正确的标签贴在正确的试管上，而且记得签名，便能节省很多时间，大家也都可以接受。

但这点小小的自动化有一样特性让我紧张。无可避免，会有标签剩下来，因为没有必要收集所有可能的样本，特别是当检验室工作繁忙、人手又不足的时候。譬如，如果有个八十岁老翁在除草时心脏病发，我何必要收集他的指甲？

那些剩下的标签该怎么办？当然不能随处搁置，以免贴错试管。大多数病理学家会撕掉那些标签，我则把它们放进死者的档案夹。这样，我就知道做了哪些检验，哪些没做，以及我到底送了多少试管到楼上去。

温格踱到另一头，伸出一指翻阅验尸间的记录。我可以感到马里诺在那边瞪着我，他在等着拿他办的一个凶杀案的子弹。他向我走来，此时温格刚好也走回来。

“那天我们有六个案子，”温格好像当马里诺不在场般的提醒我，“星期六，我记得。台面上有很多标签，说不定有一个——”

“不，”我大声说，“怎么可能？我没有把她的标签留在那里。它们和我的文件放在一起，夹在我的档案夹里。”

“该死！”马里诺一脸惊讶，从我肩后探出头来问道，“你们在说的事跟我想的一样吗？”

我发狂般甩掉手套，从温格手里夺过硬纸夹，用指甲划开胶带。里面有四个玻片标本，其中三片上绝对涂有东西，但并没有照规定注明从哪一部分采集而来。事实上，除了硬纸夹上的电脑卷标，没有任何其他标志。

“也许你以为你会用得上，但后来改变了主意？”温格试着解释。

我没有立刻回答。我记不得了。

“你最后一次用冰箱是什么时候？”我问他。

他耸耸肩。“上星期，说不定是上星期一。我拿东西出来给楼上的医生。我这星期一没来，今天是我这星期第一次用冰箱。”

我慢慢记起温格星期一补假。是我自己把洛丽·彼得森的证据拿出冰箱，然后再上楼去收集其他证据。我会没有注意到这个硬纸夹吗？还是因为太累、心思太乱，以至于把她的证据与那天处理的另五组证据混杂起来了？如果真是这样，哪一个硬纸夹的证据才是她的？我已经拿上楼的那一组，还是这一组？我无法相信会发生这种事。我一向都非常小心。

我很少穿着罩袍走出验尸房，几乎从来没有，就连火警演习也不例外。几分钟后，当我穿着血迹斑斑的绿袍快步走在三楼走廊时，检验室的工作人员不免好奇地盯着我看。贝蒂正在她拥挤的办公室喝咖啡休息。她只看了我一眼，眼神就僵住了。

“我们有麻烦。”我马上说。

她瞪着硬纸夹，注视着上面的标签。

“温格刚才清理冰箱里的证据时发现的。”

“噢，上帝！”她只说了这么一句。

我跟着她走进血清检验室。我对她解释，我不记得曾经采集过两组洛丽·彼得森的证据，也无法解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她戴上手套，从柜子里拿出一些瓶子。她试着安慰我：“我想你上次送来的应该是正确的，凯。那些显微镜与棉花棒都一致，与其他证据也一致。所有证据都指出是非分泌者。这一定是你多采集到的一组，只是你忘了。”

又多了一个疑问。我只采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