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93 部分（2 / 3）

，此前这些女人从不刷牙洗发的。又教会她们开脸，使人变得面目皎洁。治好孩子们的病，使延续了多少代的吃观音土的习惯绝迹了。泽浩则教男人做生意。这时候他们代表的先进城市文化对落后文化的冲击与改造。商业的观念、卫生的观念、美的观念开始取代原来自给自足、不讲卫生、不知美丑的落后生活方式。更为有趣而深刻的是，作品表现了这两种文化冲突的复杂状态，并不是先进的城市文化一来，落后的农业文化就销声匿迹了，而是有着拉锯状的反复交锋的过程。

关键的问题在于泽浩身上有着浓重的乡村文化基因。他教会了人们经商做生意，他自己经营的商行却停业了，因为小镇上的人们每家商行开业都请泽浩主持，而每次他都喝得大醉，然后就去狂赌一把。“泽浩起初不愿意这样，但一旦这样他便不能违例了。他是太阳，应该公正地向每一家洒去阳光。厚此薄彼是家乡祖祖辈辈深恶痛绝的丑恶行为，泽浩天性就容不得厚此薄彼。”

泽浩的这种想法是一种乡村情感方式，是一种功利的人情关系。但青奴由于不肯给泽浩钱还赌债而被他杀死后，泽浩也远走他乡。这正是乡村文化向城市文化的反扑。更为悲伤的是青奴死后的遭遇，一开始人们准备厚葬她，女人们手掌拍地，“嚎丧嚎出了青奴千般的美丽和万般的好处。”可是人情薄如纸，传统的道德偏见很快占了上风。人们对青奴葬礼的改变，说明这时乡村文化完全淹没了城市文化。

这篇小说采用了魔幻笔法，让青奴如一个谜，不说她的身世和来历，让青奴生前清白如水，死后藏有大量金珠财宝，又让同样来历不明的德先生为她徇情而死，使青奴成为纯洁、正义、善良的象征，批判了人性的丑恶、贬斥了物欲罪恶和世态炎凉。

这篇小说鲜明地体现了池莉对诗意的人性美的歌颂的审美理想，也同样表达了她对生存选择的艰难的困惑，对美好毁灭的惋惜和对世俗的讽刺。

二、生存的烦恼

真正确立池莉在当代文坛地位的作品是《烦恼人生》。这篇作品集中地体现了池莉的写作态度和写作风格。可以说以“烦恼”概括她的作品有一定的准确性。总之，读完池莉的一系列作品后，人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烦恼人生，人生烦恼，人生总是甩不开的烦恼，烦恼总是与人生形影不离。

同时，为池莉赢得盛誉的这些作品也有类似文化上的特色。《不谈爱情》写婚姻的烦恼，《太阳出世》写了生育的烦恼。《金手》写了爱情的烦恼，《一去不永不回》写了青春的烦恼，《白云苍狗谣》写了事业的烦恼。可以说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生烦恼三步曲”。

这些作品所集中探讨的，是中西哲学和宗教共同关心的人生“烦恼”问题。现代西方哲学把“烦恼”看作人生乃至人类无法摆脱的一种生存的困境，认为造成人生“烦恼”的根源是人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和需求。既然如此，从根本上摆脱人生“烦恼”的办法唯一的只有同时也让人生得到解脱。池莉的作品深得此味。

池莉所描写的烦恼却又是生活之中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日常生活中人们都会遇到的烦恼。《烦恼人生》中主人公印家厚，现代化钢板厂的现代化操作工，经过了日本专家的严格培训，他对工作充满自豪感，他的精神状态极好。但是低层次的文化现状——物质的和精神的，在整整一天之内，不断地袭击他，使他成为生活的被动者。房子狭小，夫妻纠纷，乘车拥挤，儿子的教育问题，评奖的不公等等。“仅仅只过了四个钟头，印家厚的自信就完全被自卑所代替了。”这种种低层次文化状况带给他的烦恼“几乎没有一刻使他不在为难之中”。但他并不灰心丧气，仍然希望有一个美好的明天。这正是普通工人的可贵之处，坚强、理智的可贵之处。

《不谈爱情》中的庄建非，在他结婚之前快乐地生活着，他结婚结得并不顺利，但那些烦恼很快就被新婚的喜悦冲淡了，更何况当时又是两个人在同舟共济。所以吉玲对烦恼的体会，要远比庄建非深刻。但烦恼对每个人都是一视同仁的，庄建非很快地体会到：婚姻磨练男人。同样，男人的确比女人更需要磨练，女人比男人更多地接触柴米油盐之类的琐事，因而更务实，也更懂生活。

至于庄建亚那样“不食人间烟火”的女人，大概便只好下定决心去当“老姑娘”。然而，“当代中国也不容忍独身的女人”，因此庄建亚也有烦恼。

三、独特的视角

池莉被认为是“新写实主义”的一位主将。新写实主义强调表现生活的原始形态，绝少作家的情感投入和主观想象、反对人为地粉饰和拔高现实。

池莉的小说突出人生的过程，它强调过程本身的含义和意境，强调还原生活，回避理性概括的阴影，避免各种习惯的“深度模式”。她不是有意告诉我们什么，而是让我们自己“观看”，“告诉”的东西总是有限的，而在如实地追踪生活的过程中，却能激起我们复杂的、难以言叙的人生感受，统一起历史与人生的秘密。池莉更擅长于表现市民家庭生活，反映世态人情，下层人民的生活压力和精神心理；沿流溯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