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5章 北都风云(二)（5 / 7）

的手法。这虽然也可以部分地解决功臣对皇权的威胁，但伴随而来的腥风血雨，却会造成沉重的阴影，扭曲和戕害几代人的心智，从而对政治的昌明、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而宋初的“杯酒释兵权”，却选择了一种较为理性和文明的方式。“杯酒论心，大将解印”，谈笑之间，解决了一个历代深感棘手的问题。当然，实际过程不会如此简单。但自建隆二年七月后，绝大部分功高资深的禁军将帅，既被解除了兵权，又保持了同皇帝的亲密关系，却是无可置疑的事实。这表明，宋初皇帝与功臣宿将的矛盾已经化解在一种较为宽缓、平和的气氛之中了。

这种宽缓、平和的气氛，使得宋朝在其诞生之际就蕴含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开国气象。远在四川的后蜀政治家，就曾以旁观者的清醒，觉察出几丝信息。宰相李昊曰：“臣观宋氏启运，不类汉周”。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宋王朝的这种“不类汉周”的开国气象有了更明晰的体认。如邵雍、程颐、范仲淹等就将“祖宗以来，未尝轻杀大臣”作为“本朝超越古今五事者”之一；蔡确、吕大防、曾布等，则更把“不杀大臣”、“不杀士人”、“不杀谏官”、“不以文字罪人”等等，统统指称为“祖宗家法”，以为“三代之后，惟本朝祖宗所立家法最善”。

南宋名臣留正则云：“本朝自古所无者三。艺祖皇帝受命之日，市不易肆，一也；祖宗以来，世传二厚，虽甚威怒，未尝妄杀，故论者谓不嗜杀人，惟本朝有之，二也；徽庙光尧两行内禅，皆出自睿断，三也。”

“自古所无”云云，虽然不无夸耀，但也确实道出了宋代政治运作中值得注意的一些变化──“受命之日，市不易肆”，较之于喋血宫门，兵连祸结，无疑多了一些文明和理性；威怒有度，不诛大臣，不嗜杀人，较之于天子一怒，伏尸百里，无疑又少了一些蒙昧和野蛮；至于“内禅皆出自睿断”（即皇帝本人自愿退位），较之于惯常的皇位争夺，也多少显示出理性与蒙昧的分野……总之，在宋代的政治生活中，野蛮蒙昧的色彩在消褪，文明理性的色彩在增多，政治运作的文明化、理性化的程度大大提高。

这种变化，固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动因，但另一方面，“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规模可豫知矣”。从这一角度看，宋初的“杯酒释兵权”，其最深刻的意义就在于营造了一种较为文明和理性的开国氛围，从而影响和带动着宋代的政治生活向着相对宽松和自由的方向发展，并最终形成了“未尝轻杀臣下”，“不以文字罪人”，“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等值得肯定的政治传统。而政治上的这种变化，又必然会促进经济和文化的繁荣，给社会各个方面都带来勃勃生机。

李曜虽然不希望弄出个“弱宋”似的政权，但这种理性的统治氛围，是他非常欣赏的。因此在此前推出的各种改制当中，也尽量强调理性，包括推行的过程，都很少有强制性的。

但在节度使的问题上，他必须决绝。

节度使由于上马管军、下马管民，顺带还有财权，自然而然的会导致各种割据，因此“三权分立”是他改革现有体制的一个基本策略。

于是他便道：“军心？迄今为止，孤尚未安排任何一镇节度，邠宁、保塞、天雄三镇，那都是晋王当年所举荐，孤取华州，得金商等等，均未安排节度，今后也没有设立节度使的打算。此番，朝廷收复凤翔、兴元乃至两川，其地均以刺史为政务主官，驻军主官直属南北二衙，不得参与地方行政。”

王抟想了想，问：“则南北二衙，其权又如何划分？”

李曜道：“南衙之兵，由凤台鸾阁行使调动权，由总参谋部行使临战指挥权；北衙之兵，由孤行使调动和指挥全权，若孤发出调令却未曾亲自指挥，则亦由总参谋部行使临战指挥权。”他见王抟未曾问起河中镇兵，知道他是避免触及自己的底线，便主动解释道：“今后除非实有需要，否则孤不会在河中之外调动河中镇兵参与镇守，若要调动河中镇兵外出征战，也必有驻军事宜的临时处置措施。”

王抟思索了一下，有些迟疑：“南衙兵力雄厚，接近十四万之巨，而凤阁鸾台所行的，却是轮流执笔制度，大王在时自然无妨，若然大王不在长安，南衙诸相又难说是一体同心，倘若胡乱调度，却该如何是好？”

李曜答道：“南衙十二卫将会分散驻扎各地，若无孤王调令，则除非长安有被外敌攻陷之虞，否则南衙诸卫不得调入京畿道。至于在外驻扎之时的调动，若无孤王调令，则须有半数以上同平章事附议署名，其调令方能生效。”

李巨川问道：“大王的意思是，北衙常驻京畿道，南衙分布各地？”

李曜点头表示肯定，但补充了一句：“北衙驻地，除京畿道之外，鄜坊、金商两处也是”。

李巨川便又问：“那南衙十二卫的具体驻扎地，大王可已决定？”

“大体已经考虑过了。”李曜道：“蜀地方面，成都、梓州、遂州、渝州、夔州、峡州、泸州、利州各驻一卫，蜀地以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