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6 / 7）

陈襄抬眼便见司马光之子司马康正给自己行礼，连忙搀起，笑道：“贤侄不必多礼。令尊可在？”

司马康笑道：“家父正在书房，不知陈大人远来，请往客厅奉茶，容小侄去通报一声。”

陈襄上下打量着司马康，见他手中拿着黑黑白白的一根根小棒，不由笑道：“贤侄莫急，你手中拿的却是什么物事？”

司马康忙笑道：“这是嵩阳书院格物院一个学生发明的玩意，黑色的叫炭笔，白色的叫石笔。”

“这是笔？”

“正是。”司马康笑道：“这炭笔倒也寻常，这石笔却是将石膏加热至一定程度之后，再将热石膏加水搅拌成糊状，灌入模型凝固而成，甚是巧妙。用这种石笔，再配上黑色的木板，写完可以擦去，擦掉可以重写。于书院讲课，颇为便当。”

“哦？”陈襄将信将疑地接过一支“石笔”，端详一会，赞道：“若能如此，果然便当。”

司马康笑道：“我已问过家父与那个学生，便要将此物的制作方法公布于《西京评论》与《嵩阳学刊》之上，使它可以造福天下。”

陈襄连连赞叹，夸道：“君子重义轻利，原当如此。”

司马康一笑，谦逊几句，将陈襄请进客厅。陈襄见客厅中陈设精雅，诸物尽皆一丝不苟，心里暗暗点头。司马康待陈襄坐了，亲手从仆人手中接过茶来奉上，这才转身对仆人说道：“快去知会老爷，便说京师陈大人光临。”仆人应声退出门外。司马康又站在陈襄下首，笑道：“听说最近京师伯淳先生与正叔先生各出了一部新书，伯淳先生说天理自在宇宙洪荒之间，若要明天理，非得穷究万物之理，得其本原真相，而格物之道，虽不得少体悟，却还得从实物中去寻；正叔先生则说天理本在人心之中，格物之道，是穷致其理，凡物之理，精妙无穷处，需得从人心中去寻。昔日二程先生在洛，愚侄也曾听过教诲，似乎主张相近，不料数年之后，竟有殊途之虑。大人是饱学名儒，却不知大人以为二程之说孰是孰非？”

陈襄不料司马康张口便问起学问上的分歧，而且是近来在儒林惹得纷纷扰扰的二程兄弟分途之事，不由笑道：“殊途无妨，若能体悟天道与圣人的仁心，从实物中寻也罢，从人心中寻也罢，只要能寻到，便是正道。依老朽之见，程伯淳颇受石子明所倡之逻辑学影响，凡事皆欲寻其道理是如何来，却不知道道理之得，有时候便是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而程正叔则太重体悟，虽然也常说吾日三省吾身，却怕有一日落入玄想之中。”

“述古兄见识不凡。”一个沉稳的声音从门外传来。陈襄知是司马光到了，忙站起身来迎接。司马光笑着走进厅中，与陈襄对揖一礼，寒暄数语，再次分宾主坐了，道：“方才说到二程。述古兄可知二程之分途，原因究竟何在？”

陈襄微微一笑，道：“无非是石子明。”

司马光摇摇头，徐徐说道：“从表面上看来，自然是石子明。但究其实，则无非是内圣与外王孰轻孰重的分歧。二程之说本来是欲从内圣中求外王之道，从人心中求天理，桑长卿在《白水潭学刊》中着文说，这种主张之实际就是要让士大夫皆成圣贤，再来感化了贩夫走卒，皆成圣贤，若其有一样不能成圣贤，那么由外圣而求外王，终不可得，这却是见识敏锐之语。而自石子明大张杂学、重《论语》以来，其赤帜却是直接由外王而外王，他将一切过往视为奇技淫巧之事，都用一个‘仁’字包了，他说那些奢侈之物卖给有钱人，国家从中多征一分税，则可以让百姓少出一分税；他说商人若能使一个地方物价平稳，则商人之仁与圣人之仁无异……如此等等，则石子明竟不止是想由外王而外王，竟是想由外王之术，而入内圣之道。白水潭有学子鼓吹：时时有坏心，却不得不做好事，要好过时时存着善心，却全然不做好事；吃斋念佛颂经一世，不若耕田一岁功德大……”

陈襄仔细揣摩着司马光的话语，他知道司马光与自己其实差不多，是两汉以来经生的门徒，他们相信从五经之中，能找到经世济用的方法，能找到致天下太平的方法。因此他们的本质上，相信外王之道更甚至相信内圣之道，虽然他们也认为外王内圣才是最理想的人生。从司马光的这番话中，陈襄努力想读出一丝褒贬来，却终是一无所获。

“那君实是以为程伯淳这是回归外王之道了？”陈襄试探着问道。

司马光点点头，“程伯淳是有志于事功的人，他是白水潭学院的首领之一，日日受到石学影响，若还一成不变，那便是咄咄怪事。”

“那君实以为这是好是坏？”陈襄决定单刀直入。

司马光沉吟一会，方道：“学风归于朴实，自然也是好事。由杂学而入经学，未必不能找到一条新路——程伯淳的转变，无论如何，我以为都是一桩大事。但石子明之学说，过分相信外王便可以治天下，甚至以为外王可以及于内圣，未必没有隐忧。只是这是百年之后的事情，以光之才，不能预料。”

陈襄不由笑道：“如今天下之学，十分之七，都归于外王了。除石学外，王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