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九章 (2)（5 / 6）

见的学者在各种报刊上互相攻讦，有人批评，则有人辩护。唯独西湖学院的语言课，却不仅没有因此停办，反而别的学院也出现效仿之势——学习契丹语或者还只是出于书生经国济世的理想，但是大食语与梵语，却是有着直接的利益驱动，随着大宋海外贸易的繁荣，“通译”无论在官方与民间，都显得十分的紧俏。

让石越非常吃惊的是，金兰对于这些事情也显得十分熟悉。石越从来不知道伊本·西拿的《知识论》里写了什么内容，但是金兰却能说得头头是道，让石越不由再次对这个女子另眼相待。

这种闲聊一直持续到家宴结束。唐康让仆人先送金兰回府，他自己却再次折回来见石越。

“大哥。”唐康见着石越，便迫不及待地问出忍了半天的问题。“朝中的局势，大哥与先生已有应对之策了么？”

“朝中局势？”石越意味深长地笑着反问了一句。

“难道大哥毫不担心么？”唐康隐隐有点奇怪，但他还是相信这只是石越临危不乱的风度，“福建子费尽心机，不过是想离间皇上与大哥。偏偏此时《白水潭藏书总目》又……虽是名至实归，但总归是不得其时。”

潘照临亦叹道：“此事措手不及，否则未必不能阻止。”

“我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石越淡淡地说道。潘照临不以为然地望了石越一眼，撇了撇嘴。唐康稍有点讶异，又立即道：“桑长卿与程先生他们，的确也不是那么容易说服的。他们既决定要做的事情……”

“便是能勉强阻止，我也不屑为之。”石越打断了唐康的话，异常坚决地说道。

唐康吃惊地望着石越。

“自古以来，为政者有两类。一类目光短浅，不过是玩弄权术，以图博取高位；一类却着意深远，所作所为，无不思及长远，欲为万世立法。做前者容易，不过有智术便可；为后者难，纵以王介甫之贤，亦不免有急功近利之病。我虽然愿为后者，但行事亦是战战兢兢，因为我终究不能知道自己所做的事，究竟是对是错。不过是尽我之力，但求无愧于心而已。然若换位而言，则王介甫亦何尝不是在尽他之力，求无愧于心？我之为政与介甫之变法，区别又在何处？！”

石越的声音十分平静，却让唐康觉得十分沉重，他仔细地听着，品味着石越的话。

“我与王介甫的区别，其实也十分简单。王介甫自信过甚，不能容异己；而我却常怀惶恐，绝不敢以己为是而以人为非，竟容不得别人之不同。我自可有自己的政见，自然要坚持自己的主张，但我从来不会想将与我意见不同者全部逐出朝堂，禁止他们说话。我更不敢借官府之威权，打压民间之声音，钳制士林之清议。若是目光短浅者，自会以为不利于己的言论，会妨碍自己政务之实施，给新政增添层层阻力，恨不能除之而后快。但我却以为，即便那些反对意见中，一百条只有一条是对的，为了那一条对的意见能被允许说出来，我们也应当坦然允许那九十九条错误的意见被发表出来，接受它们带来的困难。这样的坚持，需要更大的智慧，它远没有独断专行来得痛快，但若能这样坚持，我们却会犯更少的错误，至少我们犯了错误以后，也能更及时的发现与改正。”

“这有何必要？”潘照临不解地问道。

“绝对有必要。潜光兄以为王介甫之聪明，在当今之世，谁可以比拟？”

潘照临默然一阵，道：“司马君实、苏子瞻、公子，三人而已。”

“果真以本性之聪明而言，我三人能胜之乎？”

“不能。”

“诚哉斯言。”石越笑道：“潜光兄，王介甫之聪明，天下少有；王介甫之才学，天下亦少有；王介甫之声望，在他为相以前，天下亦少有；王介甫之权势，在其为相之时，天下亦少有！为何王介甫以聪明、才学、声望、权势四绝，一行新法，却导致天下沸腾？”

“是其为拗相公也。”

“非仅止于此也。”石越摇了摇头，道：“若其所行之政，皆为正确，便是执拗更甚十分又如何？！王介甫之不能得志，是因为天下之凡人，虽贤能聪明，其所作所为，却最多只能是对错参半。故此，使当政者善知错、善改过，远比寄望得到一个很少犯错之贤者来得更加切实可行。”

唐康在心中思忖，暗道：“大哥所言甚是。虽然大哥之贤，可称贤者。但亦是五百年一遇，后世之人，断不能尽如大哥之贤。是以使人能善知错，善改过，远易于使人少犯错。”但是这话说出来，却不免近于面谀，他自是不肯宣之于口的。只是点了点头，以示同意。

石越见唐康明白，又道：“故此，要使当政者能善知错，善改过，则不食朝廷俸禄之士大夫尤为重要。本朝养士百年，士大夫皆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大多颇有风骨，不畏皇权，不尊权贵，特立而独行，以章气行于天下。此是本朝立国之本，亦是最可宝贵者。若使读书人只知歌功颂德，仰权贵之鼻息，为官府之走狗鹰犬，则是诸夏亡矣！是故，我绝不会为自己之方便，而做任何干涉学术之事——我若在学术上之观点与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