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2 / 7）

必不可能成为仇敌。到时候这番话，便是“怨望”，这是足以将人的政治生命终结的罪名。而且此时四人中，薛奕还是武臣，万一牵连起来，事情便不可收拾，他蔡京也难免要受池鱼之殃。

但秦观所说之事，却是在座之人的心病。狄谘与蔡确被排挤，曾布与薛奕这几年的日子也不好过。曾布这几年中兢兢业业，颇立下些政绩。他在南海七八年，也积累了可观的财富，原来石越得势之时，他还幻想过东山再起，但石越失势，朝中实际柄政者是吕惠卿与司马光，他深知这二人自己都指望不上，兼之在万里之外消磨了七八年，什么雄心壮志都被打磨得干干净净了。这时候年将半百，不免徒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之乡情，因此遣人上下打点，所求的与蔡确并无二致，都是希望能够埋骨家乡。但是朝中诸公卿，收了他的礼物，却全当理所当然，竟无一人替他说话，他联想到江南东西路做个知州都不可能。他又怕皇帝疑他怨望，也不敢致仕，眼见着便要老死凌牙门。若非这次石越在皇帝面前进言，让皇帝坚定海外诸城要逐次轮换官员的决心，他曾布断不可能有机会再见到汴京的繁华。

而薛奕，虽然枢府与兵部的主官们并没有刻意的排挤他，但他少年得志，难免与枢府、兵部、三衙里的文武官员、胥吏们不怎么对眼，朝廷这几年间先是关注西北，然后又是西南，海船水军本来就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虽然风光过一阵子，却也立即被冷落。而对待薛奕部更是如同后妈。薛奕几年前便提出在船上安装火炮，竭力宣扬海船水军必须以火炮制胜的观点，甚至提出海船水军的火炮无需动用国帑，但奏折一道道递上去，最后都是石沉大海。朝廷既不允许随意增设火炮作坊，又因火炮至今为止曾未在实战中显露过可以影响到战场胜负的作用，在国库空虚的情况下，也无意扩大火炮的产量——至于已经生产出来的火炮，自然应当优先照顾两北边防，薛奕争取了几年的时间，最终也只要到一门火炮，而且还在途经杭州时被杭州的海船水军给“借”去了，两军至今还在为此事打官司。而最让他无奈地是，汴京不断有人以“轮戍”为名，将他部下精锐调走，然后从其他海船水军中补充过来一堆老弱残兵。他麾下的得力将领，但凡被杭州的海船水军听到了名字，第二天早上一起床，那人肯定已经不在他帐下了。薛奕这几年间，俨然成了大宋水师学堂的山长，专门替他人做嫁衣裳，连带着数年之间，他个人也一直得不到升迁。曾布、蔡确们是想回国而不可得，薛奕则是每年必须至少回一次汴京。但对薛奕而言，汴京的风与凌牙门的风都不一样，他在南海之时，虽然偶尔也会怀念汴京的繁华，但是，他毕竟还是更喜欢南海的无拘无束。他这个大宋的“伏波侯”，到了汴京，只会觉得手足无措，处处都显着不合时宜。每每看到汴京外城四面城墙上新安装的八十余门火炮，薛奕便会觉得极度的刺眼。当年太宗皇帝坚持定都汴京的时候，不是认为“在德不在险”么？朝廷公卿们不是说国库空虚么？那为何这些威力巨大的武器，既不先供给塞防，又不肯供给海防，反而让它们在汴京白白受着风吹雨打呢？

曾布与薛奕如此，蔡京也好不到哪去。蔡京在杭州做了两任知州，连皇帝都数度称赞他的才干，但是因为他是额上写着字的石党，始终得不到升迁，一直到两个月前，才因石越推荐，进太府寺做寺丞。他与秦观相识已久，又同属一派，雅不愿他落下什么话柄；兼之他是此宴的主人，见曾布与薛奕被秦观触动心事，皆郁郁不语，又笑道：“少游原非善言辞者，在高丽数年，竟令人刮目相看。不过我等要听的，是高丽国继嗣之事，谁又叫你说这些没意思的闲话，该罚一杯！”

“是该罚，我认罚。”秦观已知自己是话多了，忙自斟一杯，举杯一饮而尽。

曾布与薛奕连忙陪了一杯，薛奕笑道：“少游说得也没错。其实而今朝廷谋划海外，虽不无有远见卓识者参赞其事，然真正可依赖着，唯石公一人而已。不过，少游还是说说高丽之事罢，我好奇已久，朝廷经营高丽有年，为何王徽去世竟没有留下遗诏，而且还是让王勋继位，闹出这么大一场风波来？”

“薛侯之言正中要害！”秦观不由感慨道：“所谓‘善战者无赫赫之功’，我等闹出这偌大的风波，可称无能。不过其中亦有颇出人意料者……”

“此事追本溯源，还要从熙宁十五年说起，从那一年开始，大宋与高丽的贸易便出现了大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应当是自一开始便存在的，大宋每岁卖到高丽的货物，远远超过了高丽卖到大宋的货物。朝廷施加种种压力，让高丽国解除贸易限制，其后趁着高丽国战败，又迫使其取消不许铜钱出境之禁令，但事到如今，却证明那原来不是一件好事——从那以后，便如大堰开了道口子，高丽的金银铜大量的流入大宋，其国内发生严重钱荒，但其贵族对大宋商品的需求却没有止境，为了满足其贪欲，只好加倍克剥百姓，这反过来又导致百姓连一般的大宋商品都买不起。于是，大宋与高丽的贸易额自熙宁十五年起，逐岁下滑……兼之高丽因挑衅契丹，军费激增，国库困乏，百姓又困于徭役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