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2 / 7）

指望。邵伯温都说了，西湖学院无一甲之命。”说罢，又看着蔡京，笑道：“元长找我来，断不会只为这些媒妁之事吧？”

“毕竟瞒不过世用兄。”蔡京笑道，却微微沉吟不语，只是一双眸子定定地望着王谷。王谷也只是含笑望着蔡京，并不说话。半晌，蔡京忽然一笑，缓缓道：“我听说兰台令出缺，君实相公荐范纯仁为御史中丞……”

王谷笑道：“元长来京不过两月，消息倒是灵通。”

蔡京微微笑道：“一年以来，司马君实接连荐举了十余名清流名士，其中既有邵伯温这样的白衣隐士，亦有杨时这样的中了进士后却不出仕的名士，还有世用兄这样的两任通判，在地方政声极佳的官员……一年之内，这些人几乎遍布御史台、给事中……”

王谷听到这里，忽淡淡插道：“但君实相公举荐贤材并无私心。司马公休才识过人，至今不过是秘书省校书郎而已。况且，君实相公举荐之士，固然有所谓‘旧党’者，然亦有李敦敏这样的所谓‘石党’，还有我这种东不投西不靠的——否则，以皇上之英明，也容不得他来安插党羽。”

“诚如兄台所言，君实相公的确没有私心。”蔡京抿着嘴，望着王谷，道：“我胡乱猜测一句罢——君实相公其实是操劳过度，疾病缠身，他是怕万一有不讳之事，所以才遍召群贤，只不过是希望他死后朝中能有贤臣弼士匡正而已。因户部尚书无除官之权，不得已他才寄望于台谏。本朝制度，能制衡两府者，亦只有台谏而已。”

王谷依然从容淡定地听着，但脸上的笑容却渐渐消隐不见了。

几乎同一时刻，董太师巷司马光府内。

相比起司马光的地位，他书室内的陈设，简朴得有些寒酸。一张书桌，一张琴桌，一张木椅，一张凉床，一架书橱，还有一座屏风，所有家生，都是汴京坊市中随处可见的东西。书橱内整齐有致地摆满了书籍卷轴；书桌上的文牍、笔砚、炭笔、石笔，分门别类地摆放着，一丝不苟；书橱与书桌都没有任何雕工可言，方方正正，规规矩矩。它旁边的屏风上面只有四边有简单的文饰，中间空白处用炭笔写满了蝇头小楷，似乎它并不是一个装饰品，而是一本备忘录。整个书室中，唯一值钱的东西，便只有琴桌上摆着的那把唐代古琴，它被擦拭得一尘不染，琴上还小心地用一块黄绫盖着，前面则供着三柱檀香——表示这把琴乃是皇家的赐品。

此时，司马光正端坐在那张木椅上，听司马康说着益州路的情况。

自熙宁十四年西南夷大乱，宋廷派兵进剿，三年之内，禁军屡战屡败，州县失陷，百姓无辜惨死，盗贼猖獗，宋廷不得不向益州逐年增兵，一路之内，有进剿之兵，有守备之兵，有捕贼之兵，到了熙宁十六年，仅前成都府路境内，禁军、厢军、乡兵、番兵，总数已达十二万余众，这庞大的部队，要分兵守备各地，防御西南夷、盗贼之寇掠，仿佛五十年前陕西之事，又复见于今日。而蜀地易出难进，转运艰难，则更远甚于陕西……益州局势，早已成为压在司马光心中的一块大石头。

身为户部尚书的司马光，比谁都更加清楚，益州征战用度，十之七八都要自本路征调，但统计前成都府路之户数，即便算上叛乱诸州之户口，却也不过八十六万余户。即是说，这两三年间，蜀地竟是以七户供一兵！而先帝英宗治平年间，大宋主客户一千四百余万户，兵员共计一百十六万二千，其中禁军马步六十六万三千，以十三、四户养一兵，当时天下太平，天下财力犹几近殚竭！相比之下，益州虽称富庶，但百姓之困苦，也是可想而知的。

但此时司马康向他禀报的，却似乎比他所了解的更加耸人听闻。

“……蜀中其实没多少存粮——石越抚陕，密谋伐夏，为筹集粮草，事先曾向蜀中买粮；而各地常平仓之挪用亏欠又是常事，熙宁十四年时蜀中官仓存粮本就不足，吕吉甫以为西南夷反手可定，亦未先作准备，事到临头，只好行和籴之法。自孟氏（指后蜀国。）以来，虽有‘扬一益二’之称，可益州之赋役亦素重于他路，富者固有之，而下户亦极多。朝廷虽屡有严禁，不得擅自向下户和籴征调，和籴需由自愿，但一涉及军需，地方官征不上粮草，便要丢乌纱帽……”说到这里，司马康忍不住讥刺道：“今之君子，争减半年磨勘，虽杀人亦为之，何况这竟是要丢乌纱帽的？哪里由得你百姓自愿不自愿？和籴转而变成科索，有良心的官员，一手交粮一手给钱；次一等的官员，先交粮后给钱；最劣者，则是籴粮之后，给你一张欠条而已，朝廷拨放之钱钞，反入了这些贪官口袋。自古以来，地方官吏皆是欺善怕恶之辈，朝廷远在汴京，地方豪强却近在眼前，几道诏令，怎管得住他们欺上瞒下？于是和籴反是中下户来承担。”

“除此以外，用兵不免要征粮征夫，可愈是征调百姓愈是困乏，百姓愈困苦则所征调之物愈少，征调之物愈少则官吏征调愈急，于是百姓逃匿，或聚为盗贼，治安愈乱，而需兵愈多……益州路诸司或媚附吕吉甫，或惧其威势，多方隐匿，报喜不报忧，有几个据实上报的，反被斥为主官无能——别州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