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密谋（4 / 7）

紧动身，以免夜长梦多。正月二十六日，朱由榔在李定国大军的护送下离开安龙，一路上马不停蹄，于二月十一日抵达云南曲靖。

到了曲靖，暂时不能再往前走了，因为昆明需要“打扫打扫”。

李定国选择昆明，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云南其实并不“干净”，昆明有王尚礼驻守，楚雄有王自奇，武定还有贺九仪，这仨人都是孙可望的铁杆亲信，共计掌握着两万多的军队。刘文秀、沐天波倒是可以争取到的同盟，但要么忙着种花弄鸟，要么顶着空头衔，只有一个共同点——没兵。

在这种情况下，硬着头皮进昆明，很有可能是送死。朱由榔、李定国来到曲靖，不可避免地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得知朱由榔、李定国即将进抵昆明，刘文秀、沐天波也陷入了两难境地。迎入昆明，便是背叛孙可望；拒之门外，又是背叛朱由榔。刘文秀跟白文选一样，也面临着一个要么不义、要么不忠的痛苦抉择。

商议来商议去，两人讨论不出一个结果，刘文秀决定先探探虚实再说。刘文秀先以“勒兵守城”的名义稳住王尚礼，自己暗中前往曲靖与李定国见面。

根据《明季南略》的记载，两人的对话颇有一点“事后诸葛亮”的味道。当时，刘文秀向李定国表达了自己的忧虑：“我辈将以秦王为董卓，但恐诛卓之后又有曹操。”

刘文秀的哑谜其实很直白，他担心李定国到了昆明之后会步孙可望的后尘，今后又难免同室操戈。为了打消刘文秀的顾虑，李定国“指天誓日”，并与刘文秀约定：“秦王若尊永历，我辈当尊秦王”，给孙可望一个台阶下。

后来，李定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步了孙可望的后尘，这一段“未卜先知”的记载，可信度并不高。不过，刘文秀打探李定国的虚实，并一致决定给孙可望“悔过自新”的机会，避免手足相残、自毁长城的惨剧，应当是符合逻辑的。

移跸昆明的道路打通，李定国率大军兵临城下。王尚礼不清楚李定国的实力，暂时也不敢轻举妄动。三月十六日，朱由榔进入昆明，远在蛮荒的昆明百姓第一次目睹“真龙”，纷纷沿街而跪，“遮道相迎，至有望之泣下者”。

成功“搬家”意味着顺利脱险，朱由榔发自内心的喜悦。

四月，永历朝廷一改往日的穷酸迂腐、冥顽不化，主动册封李定国为晋王、刘文秀为蜀王。前明勋臣沐天波也得到重用，执掌朝廷的禁卫军，白文选、王尚礼等孙可望的部将也得到封赏。

另外，永历官场进行了一次重新洗牌，大批正直官员得到委任，庞天寿服毒自尽，马吉翔也一度被羁押，朝廷焕然一新。

不过，李定国打仗是能手，搞政治却略显生疏，让已成“死鱼烂虾”的马吉翔钻了空子。改头换面的马吉翔百般献媚于李定国的亲信靳统武、金维新、龚铭等人，摇尾乞怜，进而又给李定国歌功颂德，妄图东山再起。

马吉翔靠溜须拍马起家，忽悠李定国这个大老粗自然手到擒来。他说李定国是“再造家国之功，千古无两，从此以后，青史流芳”，把李定国吹嘘得鸡皮疙瘩掉一地。李定国不知不觉中了套，又经不住靳统武、金维新、龚铭等人的屡次说情，便让马吉翔重新入阁办事。刚刚露出清明迹象的永历朝廷，很快又走上了乌云压顶、污浊不堪的老路。

虽然在用人问题上有些瑕疵，但朱由榔、李定国、刘文秀在对待孙可望的态度上还是基本正确的。

当时，李定国、刘文秀只有四万多军队，而孙可望手上有二十万。如何善后，不是解决孙可望一个人的小问题，而是关系到永历政权生存的大问题。如果感情用事，将孙可望定义为“叛逆”，实际上是将二十万大军归为“异类”，逼其死心塌地跟着孙可望与朝廷为敌，孱弱的永历政权显然是付不起这个代价的！

朱由榔、李定国、刘文秀虽然痛恨孙可望，但最希望看到的局面还是和平解决，孙可望公开认个错、服个软，朝廷也既往不咎，大家同心合力，继续抗清。

为此，朱由榔、李定国在昆明确实做了很多努力，希望孙可望能够回心转意，重新回到“革命大家庭”。

其一，朱由榔没有住进孙可望修造的豪华宫殿。

其二，朝廷没有给孙可望定任何罪名，还给他预留了位置，排名在李定国、刘文秀之前。

其三，朝廷对孙可望在云南的亲信一视同仁，跟着众臣属一起加官晋爵、委以重任。

其四，李定国主动派人护送孙可望的家眷到贵阳，表达和解的诚意。

做了这些准备之后，朱由榔、李定国又委派白文选、张虎为使者，携带朝廷的玺书前往贵阳，劝说孙可望和解。但是，朱由榔、李定国未免有点操之过急，他们派白文选劝说的同时，还附带了一道命令，让孙可望回云南驻守，交出财权和兵权。（令可望赴滇保驾，将钱粮归之永历，兵马交定国。）

孙可望顿时火冒三丈：你是来劝架的，还是来叫阵的？

随行的张虎是孙可望的铁杆心腹，一看风向不对便赶紧转舵，讨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