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永不消失的藏獒精神（3）（4 / 8）

，更是精神的。把“道德”和“精神”加起来，就是作家应该坚守的文学精神。它的内涵一是深度关注现实，二是高度建树理想——这个理想既是人类理想，也是一个人的人格理想。

《藏獒》和我过去的作品更多的是不同，这个不同在于：我把写作的注意力第一次集中在了小说文本的艺术营造上，集中在了文学母题的表达上，而过去我更多地注重对社会和历史进行属于我自己的观察和剖析。有个批评家说，《藏獒》更像一个江湖，一个充满侠肝义胆、万丈柔情的武侠世界。其实根本不在于你是否意识到自己在写武侠作品，而在于你骨子里有没有侠气。我觉得我是有一点的，写着写着一不小心就流露出来了。侠肝义胆是上帝给我的精神养料，当我在生活中很难做到时，就自然而然地表现在了小说里。换句话说，仗义行侠既是我的寄托，更是我的影子，它寄托了我的人格理想，我也许做不到，但我绝对崇尚。我有时候想我要是变成一只藏獒，就不怕做不到了，藏獒在舍生取义的时候，决不会瞻前顾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正气凛然，出手不凡，那是多么痛快的人生啊！相比之下，我们所有的人都活得非常窝囊。

当然藏獒的故事构成了完整的三部曲，这三部描写的重心是不同的。《藏獒》中人与藏獒从疏到亲，是一个良好的缘起；从残酷到和平，从冷凉到温暖，人性在追问中惭愧地看到了自己的缺失，又在对比中得到了獒性的补充。《藏獒2》的重点在于生命的关系和自然的平衡，也是人为的因素让物种愤怒，战争爆发，生存艰难，矛盾重重。生命必须强悍壮实、勇敢坚定、锲而不舍，才有可能活下去。我想告诉读者，牺牲了自然，也就等于牺牲了人类自己；生命是个互相关联的现象，没有一种杀害会逃脱被杀和自杀，人、獒、狼的关系就是这样。《藏獒3》是人类弱点的大暴露，有人性和没人性都可以用合理的形式来表现，人的优胜就在于他可以在良善和残暴之间作出选择并对丑恶加以抵制；你放弃了对光明美好的选择，也就等于放弃了人性。人可以是狼，也可以是藏獒，而藏獒却永远是藏獒。在环境突然恶劣，生活必须残酷的时候，藏獒的天性依然不变，人却可悲地背叛了藏獒，他们对藏獒的驱使，是魔鬼的驱使，不是上帝的驱使。我尊重历史和膜拜环境，当这种历史和环境需要用人、獒、狼的战争让我们刻骨铭心时，我的疼痛就在于我别无选择地写出了流泪淌血的必然结果。我会永远赞美忠诚和勇敢、道义和良知，但有时是哭着赞美。在《藏獒3》里，草原上的人、獒、狼都参加了“文革”、“武斗”，人、獒、狼都作出了巨大牺牲，可就是不明白它们为什么要有牺牲。历史是残酷的，我写《藏獒3》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我们记住历史，而是为了告别历史。任何一种告别都可能伴随着惨痛，尤其是用挽歌的形式告别藏獒、告别草原。

总之，在作品里，我试图把獒性、狼性、人性、佛性结合起来，放在一个共生共存的坏境里，完成一种文学的思想使命。用时间来说话吧。

再让我们期待一次未来

一

这些年我去北京，总是喜欢囚在《当代》编辑部（以下简称《当代》），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后楼。在许多著名的院子里，后楼都是领导干部的所在。但在著名的朝内大街166号院子里，它却是《当代》。所以尽管后了又后，倒比前楼热闹开放些。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有话可说，有书可看，有杂志可拿，有饭可吃的地方。这最后一点尤其重要。临到中午，《当代》人总是从订餐的饭店里拿来盒饭，坐在沙发之间到处都是书、报、杂志的拥挤的房间里，围着茶几，吃着，聊着。他们知道我吃素，给我的盒饭里一丝荤腥都没有，感觉爽口而清净。当然也有宴席，但我常常忽略那是为了给我接风，散场后才意识到，念头一闪，又忘了，记牢的还是那素素的盒饭、无所拘束的聊天。

除了吃饭，还有穿衣。那次去北京参加一个隆重的集会，人家要求正装出席，我却吊儿郎当穿着T恤进京，而且是无领的那种。所有人都是西装革履，你怎么可以鸡立鹤群？《当代》的杨新岚拿来她老公的西服，新的，号称“你们两个身材差不多”。一穿，裤子宽得能装我一个半肚子加三条腿。那也得穿！可小杨拿了西服，却忘了领带。她东跑西颠要了一条来给我披挂上，突然又傻了：大家都不会打领带，连北大毕业的新生代编辑石一枫也不会，连时尚女生徐子茼也不会。说是清波会，好不容易等来了，他却呵呵笑着说：“不会，不会。”神情是落拓不羁的，暗藏着一丝对西服领带的嘲讽，似乎不会才是自豪的。恰好清波爱人也来了，在我脖子上比划了几下，满怀希望她能打好，结果发现她不是在打领带而是在系丝巾。昌义更不会了，还兴高采烈地总结一句：“这就是《当代》。”又不甘心地解释道：“这帮人曾经也是会打的。”他的意思是：西装作为“奇装异服”的时候，我们穿过，后来人都西装了，我们也就不“尿”它了。但现在不是总结历史的时候，现在必须立刻把领带打好。为了不尴尬，我说：“奇了怪了，那么小的时候打过的红领巾，一辈子都忘不了，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