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永不消失的藏獒精神（3）（6 / 8）

三

仓央嘉措和他的情歌时时刻刻诱惑着我，但这并不是我写作《伏藏》的全部理由，更重要的理由还在于当下生活中日益严重的精神冲突。

精神的冲突每天都在以最激烈的方式发生着，而我们却毫无察觉。蝇营狗苟的人际以强大的力量拖累着我们，迫使我们用最明亮的眼睛去侦察最浑浊的事态。无聊纠缠着，庸俗纠缠着，乏味纠缠着。我们死了，精神早已在冲突之前就死得一干二净。这个世界上有多少行尸走肉，有多少没有灵魂的躯壳，我不敢数，一数就会把自己数进去。也许仅仅是为了当别人在清点行尸走肉时，不至于把我也算进去，我才想到了仓央嘉措，想到了“伏藏”。

《伏藏》是一本关于人与灵魂的书。灵魂就是信仰。

我是一个信仰佛教的人，一个有神论者，这本书也是表现佛教的作品。但我无意于奉劝大家皈依佛教，因为我并不认为信仰就等于宗教，并不认为皈依了宗教就等于有了信仰。人可以没有宗教，但不能没有信仰。皈依宗教是寻找一个集团，而皈依信仰才是真正的精神出路。佛说，既没有众生也没有佛，只要你积德行善，你就是佛。作为包括宗教在内的人类精神现象，信仰首先关注的是人类精神的纯洁与高尚，是虔诚的自我奉献而不是可耻的损人利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清贫、节制、利他、救度、和谐等等，而不是相反。但在我眼里，信仰正以惊人的速度向低地滑落，迷惘和无主正在成为刈害生命的帮凶，炸药呛人的热息正在销蚀所有的凉爽，人心在义无反顾地走进黑夜之后却没有迎来朝暾与云光。

没有道德约束，没有良心发现，没有神，没有魂，没有救赎，没有主宰，自然就没有诚信、包容和善良，成人之美和与人为善已是难上加难。当世界性的精神危机电掣而来时，当无数人不能用信仰保证自己拥有灵魂时，当早已沉入渊谷之底的“底线”仍然被我们践踏得七零八碎时，我找到了写作《伏藏》的现实理由。

《伏藏》中我试图表达这样一种信念——其实也是事实：用仇恨消除仇恨，永远不是我们的需要。世界的力量，能够撼动我们的力量一定是友善与高尚，是爱的思想。信仰的表现最不掺假的方式就是爱。在文学的范畴里，那些被苦难培养而超越苦难的精神追求，一定是和信仰殊途同归的，它们共同组成了人类最美好的风景，就像流淌之于江河、葱茏之于林木。雨果告诉我们：完美的人生不是没有罪孽的人生，而是有了罪孽就忏悔、就赎罪的人生。陀思妥耶夫斯基用“罪与罚”的命题拷问了人类在善与恶之间徘徊的灵魂，然后得出结论：有爱就有一切。而托尔斯泰却让我们幡然醒悟：当生存的危机、不公的待遇、贫富的悬殊已成事实，能够拯救人类的，只有爱一切包括爱敌人的博爱。为了爱的死亡是再生，为了恨的再生是死亡。爱是情感的、精神的，也是经济的、政治的，是政治的最高表现：甘地的不抵抗是爱，他因此赢得了一个独立的印度。马丁·路德·金的不抵抗也是爱，他因此实现了一个种族的梦想：平等。曼德拉的不抵抗更是爱，他让我们看到了政治可以达到的宽度，看到了一个和平的南非。

还有特蕾莎修女。

四

特蕾莎修女是阿尔巴尼亚人，她十八岁到印度，每天所做，就是推着小车，去垃圾堆里、水沟中、教堂门口、公共建筑的台阶上，拣回奄奄一息的病人和遗婴，以及垂死的老人，然后四处奔波，为他们寻找食物和药品。很多人把她当成乞丐和疯子，骂她打她赶她走。但当他们看到她从水沟里抱起被蛆虫吃掉一条腿的乞丐，看到她把额头贴在濒死的病人脸上，看到她从一只狗的嘴里抢下还在哭叫的婴儿，看到她把爱滋病患者紧紧搂在怀里时，他们终于被感动了。她救援的人大多数是和她信仰不同的印度教徒，她尊重他们，按照他们的信仰处理他们的后事。

她创建的仁爱传教修女会有四亿多美金的资产，全世界最有钱的公司都争相给她捐款，但她一生却坚守贫困。她的住处只有两样电器：电灯和电话。她的全部财产是一个耶稣像、三套衣服、一双凉鞋。她努力使自己成为穷人，她的修士修女们也都把自己变成了穷人。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服务的穷人才会有一丝尊严。她认为，给予爱和尊严比给予食物和衣服更重要。

她在全世界一百二十七个国家有六百多个分支机构。她用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效率发展机构，仅1960年一年，就在印度建起了二十六所收容中心和儿童之家。但是她的总部只有两个修女、一台老式打字机。她的办公室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她接待全世界的来访者总是在她的工作岗位——贫民窟、弃婴院、临终病房、麻风病院、爱滋病收容所等。来她这里服务的有银行家、大企业家、政治家、大学校长、大学生、演员、模特、富家小姐等。他们千里迢迢来到特蕾莎修女身边，做了他们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洗碗，给病人穿衣服、喂水喂饭，洗衣送药，搬运尸体。之后他们才认识到：“我们一直在躲避着人类的真正穷困和不幸，其实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爱过。”特蕾莎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