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信仰的追求与心灵的挣扎（1）（3 / 8）

的魔盒”，打开之后，在正文的叙述中，却似乎忘了关上。这就像《一千零一夜》里那个无意间打开魔瓶放走魔鬼的渔夫，并没有用智慧把他收入瓶中，而任由他的阴魂在人世间随处飘荡。

杨志军：《伏藏》的开端的确是一个严肃的命题，小说中的所有阴谋和暗杀都与“开端”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最后由乌金喇嘛的暴露作了照应。我想告诉读者：信仰危机是世界性的危机，信仰追寻也是全人类的追寻。人类的精神史就是这样写下去的：在不计其数的失败和挫折中，追寻，追寻，追寻。

傅小平：在这部书里，你有一个大的抱负，通过故事的讲述，让读者看到一个明明白白的西藏。这就势必要求小说拥有很大的知识容量。当然，对于常年浸润在西藏文化及藏传佛教背景中的你来说，知识储备或许不是一个大的难题。然而，如何把这些知识不落痕迹地“化解”在小说故事的叙述里，却是一个大的挑战。毕竟，对于普通读者而言，他当然更愿意还是把《伏藏》当成一部有料的小说，而非是众多西藏文化读物当中的一本来读。

杨志军：每个人的阅读姿态是不一样的，有的为了获取知识，有的为了陶冶性情，有的为了实用。而你的阅读肯定是职业性的，有很强的目的感。但不管怎么说，当一部小说的推理以知识和文化为支点的时候，作者对读者的期待就是耐心。在我的设计里，我想尽量做到每个知识点的出现都与发掘伏藏有关，都是“七度母之门”的一环，区别在于有的是明晰的，有的是隐喻的，还有的是跨越情节的。我希望读者用由浅入深的姿态，获得深入浅出的效果。

傅小平：从我国的写作传统看，悬疑写作的根基并不深厚，这一点从当下风起云涌的类型小说写作终究还没能摆脱学习西方的窠臼上就可以看出。所以，作为一个以纯文学写作起步的作家，转而用这样一种看似通俗的手法写作，绝非想象得那么容易。以我看，你的这种选择与其说是放弃叙述的难度，是媚俗，不如说是对小说就是要讲述精彩故事的一种回归。据我所知，这是你第一次尝试用悬疑的手法讲故事，不可避免地会碰到很多的难题。在最后的落款中，你就写道在写作过程中“不知多少次修改”，我感兴趣的是，你作了哪些修改，有何取舍？为何要作这些修改？

杨志军：我本人对中国传统小说并不特别推崇。“四大名著”因为缺乏信仰目标和精神高度不可能成为世界名著。就小说艺术来说，无论技巧还是思想，西方都远远处于领先地位。悬疑和不悬疑，你都在学习西方。试图摆脱西方，你就连学习的对象也没有了。所谓“越是民族的就越是国际的”说法，对艺术和其他文学式样或许行得通，对小说行不通。中国传统小说并不具备让世界共享的条件。

我没有转向通俗写作，运用悬疑也并不是放弃叙述的难度。就小说来说，最难的还是叙述一个好故事，一个好故事必须具备如下条件：吸引人或感动人，传递作者独特的经历和感悟，不重复自己，有饱满的生活容量，有深刻独立的思想，有属于你自己的叙述方法。而很多文学往往是顾此失彼的：为了好看流畅，忽视了思想容量；为了思想容量，忽视了好看流畅。

小说有无限的可能性，作家必须接受小说文本对自己的挑战。不是悬疑了就必然浅薄，也不是好看了就必然流俗。思想越有意义，就越要让它好看；内容越有价值，就越要让它流畅。有时候我们用“不好看”的文字遮掩起来的，往往是我们思想的贫乏和表现的苍白。我想在《伏藏》中实现的目标是：给读者一个引人入胜、欲罢不能的悬疑故事，尽可能丰富地让他们得到西藏文化和西藏历史的知识，在信仰的诱惑下抵达彼岸，这个彼岸就是西藏精神。

《伏藏》的内容涉及西藏历史、仓央嘉措的故事及其情歌、西藏文化的神秘符号、藏传佛教的传承和知识、寺院的隐秘等，但这些对我来说差不多都是一遍写成的。修改最多的是现代人的故事，他们的掘藏和历史的伏藏的对应，他们的爱情和仓央嘉措爱情的对应和延续，世俗生活和信仰追寻的对应等，尤其是最后两章，我是改了又改。

总之，《伏藏》是我命中注定要写的作品，我的所有作品都是命中注定要写的，这里除了追求，还有一种宿命。用好看的小说故事包孕深刻的思想，传达严肃的主题，这是我的努力。从《藏獒》开始，在我的写作中已经没有了通俗和严肃的区分。因为我发现写作中的作茧自缚，往往是一种虚弱和不自信的表现。我们为因缘而来，对一个作家，所有的作品都应该是可遇不可求，都应该是随遇而思、随缘而写。我尊重所有作家的追求和个性化的表现，这都是我们和文学的缘分。我们因为缘分而千差万别，其实没有多少道理可讲。

傅小平：悬疑题材的小说特别讲究故事推进的速度，要形象一点讲，该是情节如过山车一般惊险刺激，同时文字能如水一般的顺畅自然。在小说中，香波王子在疲于奔命的旅途中讲述仓央嘉措的故事，这意味着作者需要对故事讲述的氛围和背景有一层层的铺垫，其间的承接、流转维系着小说的元气通畅。就我的阅读感受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