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信仰的追求与心灵的挣扎（1）（7 / 8）

从实用和功利的色彩中被剥离出来过？

当然，你说的信仰，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信仰，是一种美好的设想。但以我看，信仰是否真是一件值得大力倡扬的事，也是值得警惕的。因为，信仰更关乎个体生命的完善，却不具有对他人的约束力。而群体性的信仰，可能使社会趋于完善，也可能导致恶果。对此，你是怎么考虑的？对于如何重建我们社会的信仰，你又有着怎样的思考？

杨志军：首先国学不是信仰，因为它先天缺少主宰灵魂的力量。国学因其古老而日益变成了一种学问和知识，而不是改变国民素质的法宝。是期待出了问题，不是国学出了问题。信仰要解救的首先是人的心灵，而不是物质困境。实用和功利并没有错，错就错在很多人把它当成了唯一追求和最高目标。

任何脱离人性、扭曲人性的信仰都不是真正的信仰。那么什么是人性呢？人性不是人的吃喝拉撒睡，所谓“食色性也”，是指人的动物本性。人性是人的道德性和社会性的综合体现。我们说“这个人坏得没有人性”，就是指他丧失了道德性和社会性。道德性好理解，社会性就是人和人、人和环境的理想关系。真正的信仰，不仅在乎个体生命的完善，更在乎一种平等、利他、尊重、包容、爱人的良好风尚。这不是我的发明，是包孕在西藏文化和历史中的不朽的精神价值观。

许多西藏人都能把日常生活和理想追求天衣无缝地结合起来，你若问一个磕着等身长头、千里迢迢去拉萨朝拜的普通牧民：为什么要这样？他会告诉你：为了所有人的幸福。当他为全人类祈求幸福的时候，他自己也得到了幸福，那就是一种自足宁静的心境和一个好的来世。很多人一生都很干净，从心灵到举动：不贪、不恨、不起恶念，只做好事不做坏事，道德水准浸透在骨血里，自然而然地助人利他。这就是一种精神，精神来源于信仰。正是西藏让我有了坚持不懈地表达信仰的冲动，让我看到了实现信仰的可能和意义。

傅小平：在谈到为何写这本书时，你说你想通过《伏藏》来填补我们时代的精神空缺。你也说过，现在社会缺什么，就得补什么。这一方面凸显了你写作的救世情怀和使命意识。但也容易给人留下急于事功的印象，会让人认为这是你的一种写作策略，而非心灵使然。有人就把《藏獒》的走红，归结为迎合了这个时代的主流文化价值。当然，如果抛开这样的成见不说，你的使命意识反映到现实生活中也可能是悖谬的，比如你极力宣扬的藏獒精神，导致的却是藏獒成为一种富人的新宠。对于近于执拗的这么一种写作姿态，你自己是怎么理解的？

杨志军：藏獒成为富人的新宠，甚至失去原初存在的任何意义，说明真正的藏獒已经和新宠们区别开了。当我总结藏獒的特点，把它看成是一种精神符号时，就已经有了失去的悲哀。正是由于失去的悲哀，才让我那么激动地写了《藏獒三部曲》。契合这个时代的生存法则、精神趋向和主流文化价值，是我的愿望，可惜完全没有契合。难道我在《藏獒》中描写的高贵典雅、沉稳威严的藏獒仪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藏獒风格，大义凛然、勇敢忠诚的藏獒精神，已经成了我们的生存法则和精神趋向？要是那样，就太好了。可惜没有。正是因为空缺，所以才深深契合了读者的期待。为了建树道德信仰的媚俗，自然是一种伟大的媚俗，我倒是愿意扛在肩上的。至于是“写作策略”，还是“心灵使然”，我的新作《伏藏》会告诉大家。什么样的人写什么样的作品，仅靠“写作策略”，只能越写越假。

傅小平：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是一个缺乏信仰的民族。要这么说，如果身处其中的个体有信仰，多半也是后天的修炼，而非基因和家族的遗传。在多年的创作中，你始终不渝地坚守信仰之道。我想问的是，你有信仰吗？如果有，那信仰又在何种意义上成就了你的生活和创作？

杨志军：写作，生活，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爱和信仰的确与物质世界是冲突的，精神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是物质日益丰富的副产品，我们的焦虑就是无法在物质和精神之间找到平衡的支点，或者根本就没有这个支点。物质在膨胀，人欲在膨胀，道德却在沦丧，信仰却在消失。这就是我写《伏藏》的理由。我说过，精神的冲突每天都在以最激烈的方式发生着，而我们却毫无察觉。蝇营狗苟的人际以强大的力量拖累着我们，迫使我们用最明亮的眼睛去侦察最浑浊的事态。无聊纠缠着，庸俗纠缠着，乏味纠缠着。我们死了，精神早已在冲突之前就死得一干二净。这个世界上有多少行尸走肉，有多少没有灵魂的躯壳，我不敢数，一数就会把自己数进去。也许仅仅是为了当别人在清点行尸走肉时，不至于把我也算进去，我才想到了仓央嘉措，想到了“伏藏”。

傅小平：自《藏獒》走红以后，你一直深受媒体和图书市场关注。从一定程度上说，你是名利双收了。而你所倡导的爱和信仰，与物质世界多少是有冲突的。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很可能会面对类似晚年托尔斯泰所面对的难题。基于此，我想了解，你有着怎样的名利观？你对生活持何种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