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信仰的追求与心灵的挣扎（3）（7 / 8）

它必须而且肯定是众人合力的结果，但是首先每个个人都要有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那就是身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这种良心不是简单的道德良心，它是每个知识分子有勇气质疑和挑战世俗及既定生活秩序的底座，也是把握社会文化方向的矫正器。因此，一个有责任的作家就是要让自己的文化表达具有最大化的覆盖面积，不管接受与否，无论侮辱赞美，我相信，只要声音到达的地方，总会长出绿色的青苗，也许将来的某一天，还会连起一片参天大树。当然，这是我乐观的臆想，也是我对未来的祝福。

四

我注意到，在这两次网帖中，大漠有一个中心表达，就是作家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一个青岛作家的困境》和《现在谁还需要藏獒》都描述了作家面对世界的态度以及在现实中的思考与写作，所不同的是，前者表现了作家与现实的疏离，后者则阐发了作家对现实的呼应，两种态度产生了两种结果。这种言说正好契合了我对作家与现实的关系的解读，也成为我对自己写作态度的参照和反思。

作家作为人文知识分子，据守独立的生命体验进行写作，这种体验里包括经历、阅历、思考、想象、情感等等，因此比普通的人群更能洞悉现实真相，直面社会文化危机，无论是体验还是写作，都是对现实的高度精神认知。这就决定了作家既要与现实保持距离，又要在现实中发现存在的痼疾并且勇于表达，不能流俗，更不能随波逐流。一个作家应该既是出世的，也是入世的：出世是要有超然清洁的生活，坚守纯粹独立的精神品格；入世则是对现实怀有关怀的热情，守住自己的良知，坚持批判和质疑的态度。

这种态度无疑会使一个作家的写作从一开始就具有尖利的生命疼痛。这种疼痛迫使他不断地寻求一种可能的方式完成他的使命，并且在疼痛中感受生之悲欢。作家的使命就是听从现实的切割和驱使，把他听见和看见的社会与自然的内核昭示于人类，他的疼痛就是现实的伤口。作家对现实的发现是孤独而饱满的，这正如我的独自行走，既遗世独立又与荒原深处的生命之核遥遥呼应，仿佛我是大地遗落在民间的一个孩子，在精神血脉上与大地紧密相连，气息相通。我向着荒原的腹地出发，渴望与大地的精魂相遇，我知道只有荒原才能以高昂的精神引领我向上飞翔，才能锻造生命的纯粹与高贵。我也知道，我与荒原的对话总会在人类对自然挤压的缝隙中发出声音，因为我对于生命以及使命的领悟来源于荒原的启示、宗教的灌顶、感情的交付和精神的承担。

一个这样的生命注定了其写作的向度：一方面，他要艰难地捍卫内心的自由，这使得他几乎是必然地要与现实的生活产生各种各样的紧张感；另一方面，他又看到了社会文化症候，他必须坚持真正体现独立人格的写作。因此作家的声音必定是孤独的，他常常要破坏很久以来人们遵循的戒律和规则，比如我在我的多部小说中写到过的个体生命的意义实现，因为作家更为尊重的是人的生命、尊严和权利。每一种文明的进步都必然伴随着人的生命的巨大牺牲，但是我们不能把这种牺牲看作是理所当然，不能在崇高的名义下驱使生命怀着绝望和恐惧走向内心的崩溃，走向黑暗的深渊。我对撒哈拉之心的网帖印象很深，他在大漠第二次的网帖中曾经说到我和王小波的精神相通，我非常喜欢王小波的《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这次我特意重读了王小波的《个人尊严》，他说：“人有无尊严，有一个简单的判据，是看他被当作一个人还是一个东西来对待。这件事有点两重性，其一是别人把你当作人还是东西，是你尊严之所在。其二是你把自己看成人还是东西，也是你的尊严所在。”王小波认为，“中华礼仪之邦，一切尊严，都从整体和人与人的关系上定义，就是没有个人的位置。一个人不在单位里、不在家里，不代表国家、民族，单独存在时，居然不算一个人，就算是一块肉”。东西是被拿来用的，而生命才是鲜活的本体。任何经历了中国文化秩序和非常时期的人，在内心深处都会保留某种人被作为“东西”的记忆，并且深知这种记忆的历史延续性。于是更多的人持有的姿态是驼鸟政策，要么浑然不觉，要么屈己顺从，恐怕很少有知识分子像王小波的那只著名的猪一样“特立独行”。而我希望的作家就是要在现实中看到常人不能看到的事实，以自己的言说方式唤醒社会对既定存在状态的思考，他的独立、自由、敏锐、尖利的声音注定了他必然处在边缘地带，他因此成为精神荒原和现实空间的孤独的行走者，他是一个因孤独而惊讶、而害怕的号叫者。

这恐怕就是大漠所说的作家的困境，是被许多优秀作家证明了的现实处境。大漠的评论常常一针见血，有着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敢于直言的勇气，目光又非常犀利，批评起来虽然表面上温良恭俭让，但内里却暗藏机锋，入骨三分。他对我的解读理性而到位，从不会因为头脑发热而遮蔽真相，这也是我欣赏他的理由所在。

在此我想表明，不论是我此前的多部小说，还是这次的《藏獒》，贯穿始终的都是我一直坚守的文化理想和批判意识，我从没有在自己的作品中放弃对生命意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