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2 / 3）

中的矛盾，特别是红色旗袍的问题。于是，我列了个表。”

“之前我列了个表，这会儿你也列了个表。”于光明笑道。

陈超却自顾自地继续说着：“首先是高档旗袍和死者淫秽姿态之间的矛盾。”

“刚才开会也谈到过这个问题。也许凶犯曾经被穿这种旗袍的女子伤害过，按照老廖的说法，可能还是个风尘女子。”

“那就会引出一个他那种理论解释不了的矛盾了。死者身上旗袍的款式，对于三陪小姐来说实在是太保守、太古老了。按沈文昌老先生的说法，死者身上的旗袍至少是十多年前制作的，款式则是更早时候的。当时可没有色情业，更没有三陪小姐。”陈超说道。

“是啊，那时候是没有啊。”于光明点了点头。

“再看看那旗袍的细节，三陪小姐穿得起那么精致高档的旗袍吗？那可是名贵面料手工精制的。”

“是的，我记得沈先生就是这么说的。”

“再说旗袍的开衩部分。白云帮我做了个试验。”

“哈，她都成你的助手了，”于光明想到佩琴之前说的陈超与白云的事，“啥试验？”

“她对旗袍懂得比我多。她帮我证明了，无论多么暴力地穿旗袍开衩都不可能在无意中被轻易撕破。换句话说，凶手是故意弄坏开衩部分的。死者未遭受性侵犯，身上也没有检出精液痕迹，那为什么凶手要把她们摆成那种样子？其中肯定有原因。”

“你的意思是说，凶手这么干并不是为了误导我们，而是出于一种只有他自己才理解的动机？”

“估计他自己都不理解。他这么干更像是一种仪式。也许在他看来，只有让死者穿上红旗袍、撕破开衩、不系扣子、光着脚，还要摆出淫秽的姿势，才算完成这个仪式。对他来说，这么做只有一小部分动机源自生理需要，更多原因是要在变态性心理驱使下完成这种仪式性的行动。那些古典浪漫爱情故事里的矛盾至少作者自己是懂得的，而本案的凶手，或许自己都不理解自己行为中的这些矛盾之处。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为什么呢……”于光明重复道。这时他看到不远处的案发现场又围上来一群人，附近还停了一辆电视台的报道车，甚至造成了暂时性的交通阻塞。“我没学过心理学，不过我知道，找心理医生看病，至少要坐下来和他谈谈。可这个案子，咱们连凶手的身份都还没查到什么线索，怎么分析啊？”

上次于光明就提到过这个问题，那时陈超也没办法回答。

“那就分析这些矛盾吧。没准儿也能查到些什么呢。”陈超这次似乎有了新的思路。

“是吗？！”于光明很惊讶。

“首先，旗袍的面料估计是六十年代的。应该是六十年代早期，因为‘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开始的。按照沈文昌的观点，这应该是年龄在三十岁的已婚少妇所穿着的保守款式旗袍。如果当初穿着这种旗袍的妇人现在还健在，那她应该有六七十岁了。”

“你的意思是查三十年前穿过这样旗袍的人？”

“老廖没想到过当年有人也穿过这旗袍吗？对我来说，当年穿这旗袍的人女人跟本案中那些死者差不多，只是处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状态罢了。按照这一思路，应该可以找到一个跟当年那个女人相关的男人。如果他与那女人同岁，那么如今他也应该六七十岁了。”

“哦？”于光明更糊涂了，“你怎么会想到这些的？”

“想想看啊，三个星期杀了三个人，分别抛尸在三处公共场所。这是老年人能完成的吗？刚才我在那边的案发现场看了一会儿。那儿可是车流不息的，一辆汽车想要先减速抛尸然后再加速走人是不可能的，后面的汽车肯定会拼命按喇叭。所以说如果他在开车过程中抛尸，即便在夜间，也难免会被后面车辆的司机看到。他肯定开车在附近转了好久，才瞅准机会抛尸的。”

“没错，想要这么抛尸，肯定得反应迅速而且身手敏捷。”

“所以说凶手最多是个中年人。如果是这样的话，与当年那个穿旗袍的女人相关的就只有一个人了。而当年他只是个小男孩儿。”

“没道理啊。”

“所以这就是另一处矛盾所在。不过，在心理学中有一个概念叫做‘恋母情结’。”陈超说道。

“恋……恋母情结？”于光明一脸茫然。

“儿子潜意识里对母亲的一种性冲动。”

“什么？凭这个我们能找到一个长大之后变成变态杀人狂的小男孩儿？这回我可是彻底晕了。”于光明话音里略微带着些讥讽。

“其实我也觉得这不太可能。”陈超似乎丝毫未受于光明那句话的影响，继续说道，“但是按照这一思路看，凶手很可能是个中年男人。他的童年时代应该是在‘文化大革命’时代度过的，遭受过心灵创伤。他或许对当年穿着那种旗袍的女人有一种矛盾心理。”

“这不扯吗。你的意思是说二十年之后他的恋母情结突然爆发，把他变成了变态杀人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