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2 / 5）

没人能证明是他干的，但是也没人能证明不是他干的。于是居委会和驻音乐学院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了一个联合调查组，以隔离审查的名义把那个小男孩儿单独关进了小黑屋。当时这被认为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最好办法。事实上当初梅老师的丈夫就是被隔离审查了一个星期之后，上吊自杀的。梅老师很怕儿子也会步丈夫的后尘，到处求人。她甚至来求过我，可我也无能为力啊。那时候派出所基本都被造反派把持着，我一个小片警又能怎么办？结果你猜怎么着，有一天下午她儿子突然就被释放了，据说是没查到他写那些反革命标语的证据。还有就是他在隔离审查的时候发了高烧，当值的守卫不想担责任。于是他就回家了。据说他刚一推开家门像见了鬼一样转身就跑，接着梅老师光着身子就追出来了，结果从楼梯上滚了下去，当场摔死了。那孩子也不知道听没听见他妈妈摔下楼梯，反正就是像疯了一样一直跑，不回头。一直跑回他被关的那个小黑屋。”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老范停下来喝了一口茶水。

“太奇怪了，”陈超说道，“那天下午发生的事，你问过明府内外的住户吗？”

“当然问了，我找了好几个人了解情况呢，”老范说道，“特别是住在旁边房子里的老张，那天下午他刚好下夜班在家睡觉呢。他听见一声尖叫之后就跑出去了，看到梅老师光着身子，一边跑一边叫儿子的名字。老张没看到梅老师的儿子，还以为她做噩梦吓着了。他本想去拦住梅老师问个究竟，可心里又害怕。因为如果让他那个新婚不久的母老虎老婆看见他和一个裸体女人在一起，他肯定没好果子吃。所以老张最后还是没敢出门。直到几个小时之后人们才发现梅老师已经摔死了。她儿子连着病了一个星期，高烧不退。后来有些好心邻居送他去了医院。那孩子出院之后才知道自己的母亲已经死了。他那时候还挺小的，很难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但是他什么都没问，估计是知道问了也没用。”

“当时居委会和派出所对梅老师的死展开调查了吗？”陈超插话道。

“没有，当时像梅老师这样出身不好的女人死了是没人过问的。居委会的结论就是意外死亡。我试着跟梅老师的儿子交流，可他什么也不肯说。”

说到这里，老范叹了口气，把最后一块馍丢进碗里，搓了搓手。

老范的描述让陈超对梅老师的死亡过程有了更详细的了解，但其中并没有太多有价值的新线索。

陈超感觉到老范的话里有所保留。像他这样的老警察，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陈超这样的小字辈们拿他们是没什么办法的。

当初老范是不是也在暗恋梅老师呢？陈超并未立刻下结论。他很快掰好了馍，服务员将二人的碗端到后厨。一位老妇人从他们身边走过，手里的念珠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

“我听说梅老师当年是位大美女，”陈超说道，“有人追她吗？或者说她有情人吗？”

“你这话问得有意思，”老范答道，“在那种年代，像她这样出身不好的女人怎么可能有秘密情人啊。有时候即便是夫妻，都会因为政治因素离婚呢。老话怎么说得来着？‘夫妻好比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嗯。老范同志，您能给我讲讲梅老师的儿子吗？”

“后来他搬走了，投奔亲戚去了。听说他‘文化大革命’之后上了大学，找了个不错的工作。我就知道这些。”

陈超并未提及梅老师的儿子可能有作案嫌疑的事。目前尚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这一点，至少得查阅一些档案资料之后才能下结论。

“真是个悲剧啊，”陈超说道，“有时候回想当年那些事，都觉得难以想象。”

“这世间事儿啊，别管过去还是现在，也别管对还是错，酒桌上聊聊就行了，”老范笑道，“没有酒，茶也凑合了。”

仿佛古典故事里的桥段。

这时候陈超的手机响了。打来电话的是于光明。

“怎么着，头儿？你昨晚上打我电话了？”电话那头问道。

“是啊，不过昨天实在太晚了。我正打算上午再打给你呢。”

“什么事？头儿，你跑哪儿去了？这几天我到处找你，你到底在哪儿呢……”

“我知道，回头跟你细说。我正跟老范同志在一起，他退休前是衡山路这边的片警。我正找他帮忙呢。”

“衡山路附近的片警？”

“没错。你现在干吗呢？别干了，去第一炼钢厂查老田，查得越详细越好。特别是他‘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当队长时的所作所为。查到什么给我打电话……”

“等等头儿，李书记说今天上午要开个紧急会议，今天是星期四啊。”

“别管他了，他要问你，就说是我给你下的命令。”

“好吧，还有别的事吗？”于光明问道。午后。书社。

“哦，对了。让于叔给我回个电话吧。我有要紧事找你们家老爷子。你刚才也说了，今天都星期四了。”

这时服务员端上一盘剥好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