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一十五章 倭人来犯（4 / 6）

向与大唐水军巨舰相撞，即刻沉没，军士死伤无数。有的舰船慌忙逃窜，烟雾之中不分敌我，竟然与己方船舰相撞，亦即沉没，军士亦死伤无数。

倭国水军统率来岛大津于是仰天而誓，切齿而嗔，自刎而死，其后，倭国水军残军溃退。

是夜，倭国水军残部，天智天皇愁眉不展的思索着，仁川海战的失败，使这个倭国至高无上的人精神上受到了沉重打击，从信心百倍与大唐帝国抗衡的亢奋心态，一下子堕入了一筹莫展的境地。

他此时终于认识到，大唐帝国作为当世第一强国，倭国想要和大唐抗衡，现如今根本就不存在这个基础，而想要在未来战胜大唐，就必须不断加强和完备中央集权体制，加强和巩固王权，建立健全各种律令制度，同时努力改变治国安民的基本国策，大力兴修水利，奖励垦荒，发展农业生产，崇尚节俭，加强吏治以省民力，实现国富民强的目的，将已经停滞了熟稔的大化革新进行下去。

在原本的历史上，倭国也确实是这样做的，而事实也表明，此后的数十年时间内，倭国在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经历了一场大败，天智天皇如今也彻底清醒了下来，他知道要使日本发展起来，就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否则，发展是不可能的。

此时的天智天皇颇有点儿埋头三十年，抬头再相见的意思。

历史上，在经历了白江口之战的失败之后，倭国也确实不断修补与大唐的关系，还在对唐关系中谋求改变称藩称臣的不平等地位。

同时，对新罗也表现出较高热情，不断派使与新罗发展经济贸易关系。公元七百零三年，倭国派了一个二百零四人的使节团赴新罗，谋求改善和发展关系。

公元七百零九年，新罗使者抵倭访问，倭国朝廷设宴款待，右大臣藤原不比亲切接见，要求与新罗”成往来之亲，结两国之好“。并转送新罗王大批丝绸锦缎。在整个奈良时期，倭国与新罗之间使者往返达三十八次之多。

发展对唐关系，全面吸收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也成了当时倭国对外关系的核心内容。派遣唐使，就是其重要措施。

但白江口之战前后，倭国派遣遣唐使的主要目的，还是想通过外交途径，维持其在朝鲜半岛南部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同时探听大唐的对倭政策，以便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免遭不测之祸。

白江口之战以后以及整个奈良时期，倭国都不再计较朝鲜半岛南部的利害得失，而是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到民间风俗习惯以及思想文化领域的儒学、佛学、文学、体育、娱乐等，全面吸收大唐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成果，以致形成了所谓”唐风文化时代“。

而大唐作为当世第一强国，政治经济文化均处领先地位。因此，所谓四方蛮夷朝贡之国络绎不绝，或求其庇护，或与之发展贸易，吸收其思想文化成果。作为唐王朝，只要承认主从关系，不论国家大小，皆爱之如一，怀柔存抚。

在原本的历史上，大唐出兵帮助新罗的主要目的，就是扶持弱者免遭欺凌或吞并，借以维持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继续保持业已存在的关系，满足天朝大国的虚荣心理，当政治的外交途径行不通时，才出兵帮助新罗大败百济与高句丽，完成统一的。

白江口之战之后，大唐主动从朝鲜半岛撤兵，进一步加强了同新罗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使统一后的朝鲜半岛经济文化得到更快发展，在当时的国际环境当中来看，也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

新罗和唐朝联军取得白江口之战的胜利，有利于遏制日本对朝鲜半岛南部的渗透和蚕食。因为大和国在统一扶桑列岛后，经济文化很快发展，同时，倭国又不断向朝鲜半岛南部发展势力，四世纪中叶时，派兵侵占了朝鲜半岛南端的任那，作为向北吞食发展的据点，但在新罗统一并不断强大起来以后，才驱逐了倭国在朝鲜的侵略势力，这对东亚地区和平和稳定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白江口之战后，倭国致力于发展与唐关系，目的在于吸收唐朝先进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文化成果，而当时主政的高宗李治也不计前嫌，主动遣送白江口之战的日本俘虏回国，并派遣在唐的倭国留学生和学位僧回国，借以改善两国的关系，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唐倭关系又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但是现在历史已经发生的改变，如今的大唐照比原本历史上的高宗一朝更为强大许多，自然也就不需要再做那么多表面文章，宣扬自己的仁义道德了。

即便是太宗当真有这个心思，杜睿也是万万不肯的，对待倭国，从前世而来，切身感受过倭人对华夏创伤的杜睿就只要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彻底的根除。

而此时的天智天皇虽然在经历了一场惨败之后，认清了现实，但是就好像一个人不到黄河心不死一样，天智天皇也是如此，水军虽然败了，然而陆军毕竟还没有上阵。

此时倭国的大军还剩两万多人，天智天皇就像个赌徒一般，在休整了一夜之后，突然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