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四十六章 叛军（七）（3 / 6）

0年，魏国使团首次赴日”访倭王“。魏国与日本建立交往的动机之一，据说是为了牵制吴国，因其误认为日本的地理位置”当在会稽、东冶之东“。

在早期的航海能力限制下，对日本的情况有所误识是自然的。到了南朝的刘宋时期，初步完成政治统一的日本第一次提出了请求领百济、新罗的大将军称号，这是日本对朝鲜半岛表露野心的肇始。刘宋对此的回应是拒绝，但显然并无了解日本形势变化的兴趣。

《梁书》中称：”东夷之国，朝鲜为大。“

这表明在中国的册封体系中，日本的重要性不如朝鲜，而其试图染指朝鲜半岛的企图是不被允许的。此后的几百年间，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基本上属于停滞状态，史籍中虽保留了《倭人传》的条目，内容却不脱《魏志·倭人传》巢窠。

中日双方的交往，在隋唐时期达到了第一个高潮，日本派出十八次遣唐使，大唐使臣亦八次渡日。

在这个交往的时期，日本从未向大唐皇帝请求过封号，这无疑就是一种非常奇妙的信号，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日本已经不再认为自己是大唐的属国了。

但是，历史上大唐皇帝，无论是太宗，高宗，或者是后来的玄宗皇帝在对日关系上的表现非常令人奇怪。

白江口之役是中日第一次交兵，唐军大败日军。经过此战，日本对朝鲜半岛的窥觑野心，和不甘心纳入中国主导的册封体制的桀骜都已显露无遗，可大唐却并未深入追究。无论是《旧唐书》或《新唐书》，对白江口之役均只字不提，只在指挥该役的刘仁轨传内寥寥述及。相反，唐廷还给予交过手的”抗敌之国“的日本使团以很高的尊重。

公元753年，日本与新罗来使在唐廷发生争长事件，因日方不满地位低于新罗使臣。尽管此事件的真实状况有所争议，但日本使臣在仪式上的排序的确位列诸多外国之前。唐玄宗曾称日本为”君子国“，日本在唐人的记述中”人民丰乐，礼义敦行“，其采用”汉制“也多受褒扬。事实上，日本此时已经大体确立了”日本中心论“的翻版”夷夏“观念，在内部文书中，甚至有把”唐国“称为”夷狄“的律令，并以朝鲜为”近藩“，唐为”远藩“。可以想象，这种态度的真相若是被唐廷知悉，必定会勃然大怒。然而，唐廷似乎对此浑然未觉，非但不计前嫌，还一任日本遣唐使自由来去，汲取中土的文化精华壮大自身。

大唐的”宽大“缘由何在？是”天可汗“的虚荣心过剩，导致只求日本来使，营造”四夷宾服“的假象自满呢？还是单纯的马虎粗疏，无暇也无意去了解日本的实际情况？

杜睿觉得两者成分皆有，而不管哪一种，其根本原因都在于大唐对日本的漠视。

大唐曾数度派遣使臣赴日，但这些使臣们看来并未打探到有关日本的真相。在日方史料中，竟然还有唐使离日前向天皇辞别说”臣等多幸，得谒天阙“的有辱国格的记载。

虽然杜睿前世在研读史料的时候，可以怀疑这些描述可能是日方的吹嘘，但大唐使臣没有识破、揭露日本的亡华梦想却是肯定的。

这些使臣为何在回国后隐瞒了所见所闻，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把出使海路遥远的日本当做一个不怎么重要、纯属走形式的差事，所以宁可”入乡随俗“，二是日本方面也采取了一些迷惑性的手段，避免把局面弄僵，直接对唐构成公开挑战。

还有就是中日两国往来的外交文书，提出日本在文书中利用日语的音读训读区别，玩起了文字游戏，有效地做到了不失自尊的保持与大唐的对等，甚至高等地位。

如”天皇“在文书中以日文训读法写做”须明乐美御德“，掩盖了”天皇“的真实含义。在直书”日出处天子“容易惹麻烦的形势下，是一个称得上狡猾的主意。他们以中国人的心态出发，只满足于维护形式上的虚荣心，却不知日本的真实信息因误读而被忽视歪曲。

当然交往多了，马脚难免会泄露出来。《旧唐书》就记日本来使”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可是，大唐上下都没有把这个”属国“放在心上。这是中国人的日本观的一个异常不智的开始。事实上，中国人的大意是过于明显了，就在这部完成于五代的《旧唐书》中，居然出现了《倭国传》和《日本传》并列的荒唐现象。两篇文章的篇幅合起来不过数百字，对于倭国与日本究竟是什么关系也描述不清。

后来宇多天皇诏令废止遣唐使，大唐亦久困于内乱外患，中日关系再次进入沉寂阶段。此后，宋代的两国没什么官方正式交往，民间贸易虽比以往有所发展，但单纯追求利润的沿海商贾并不能根本改善中国对日本不甚了了的基本状况。

事实上中国有很多次灭亡日本的机会，只可惜都白白的错过了，有的是因为意外，有的则是因为自大。

比如蒙古帝国，元朝的兴起改变了东亚的政治格局，日本也成为他们的征服目标，可元军两次渡海进攻相继受挫。若是对日本的自然环境、地理特点、国内戒备等情报有更多的认识，元军当不至于一败再败。当然，南宋和高丽的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