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7 部分（1 / 3）

南领事和任天津、沈阳总领事期间，他写给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义一的十二封信的摘录。他在这些信中说，中国东北、华北都是膏腴之地，盛产小麦、棉花、羊毛，并有丰富的煤、铁、盐等资源，这些都是日本急需的军用物资。掠夺这些物资的手段是：第一步，日本先以与中国合资开矿、办工厂、办学校、办洋行、办银行等方式，让日本人进入这两个地区；第二步，以保卫日侨为由，再派军队进入；第三步，在适当时候，进行武装侵占。田中义一和他以后的内阁，完全采纳了吉田的意见。第四条，揭露一九二八年五月三十日，吉田以军事顾问名义赴济南，与时任日军步兵联队长的冈村宁茨等人制造济南惨案，屠杀中国军民五千六百余人，国民党政府派蔡公时为特派交涉员，带领十六名外交官与驻济南日军司令部交涉停战事宜，吉田和冈村等人竟然将蔡公时的两只耳朵割掉，然后将他们全部处死。

“他们公然违反不杀使者的国际准则，如此野蛮和残酷，实在令人发指！”迪利比扬格说。

阿基诺说：“吉田茂是地地道道的刽子手！”

这时，彼尼斯基送来了两份材料，迪利比扬格看过后，由精通汉语和英语的彼尼斯基分别用汉语、英语念了一遍。

米内曾在一九三八年一月的一次日本内阁会议上说：“苏联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是人类的公敌，北进苏联是日本的主要国策之一。因此，我极力主张在张鼓峰、诺门坎两地对苏联发起攻击，也就是伸出两只触角，试探一下苏联布防在两处的军事虚实，为以后的全面进攻苏联作准备。”

米内在中国的犯罪事实是：他任日军第一舰队司令官的两年中，在中国沿海地区进行过三十八次骚扰，共夺走轮船一百二十多艘、渔船五百六十艘，屠杀中国军民一千八百九十多人，抓走青壮年渔民五万六千多人，被送往日本做劳工。米内三任海军相期间，不仅参与卢沟桥事变的策划，而且积极支持和扶植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一九四○年一月出任首相到七月倒台的半年内，先后纠集日军发动进攻南宁、包头、绥远、五原、宣城、信阳、冀东地区、确山、粤北地区、枣阳、襄阳、樊城、宜昌、晋西北地区、鲁中地区等大小八十五次战争，屠杀中国军民三万九千多人，烧毁房屋五千八百多栋，抢走粮食十九万五千多斤。

“米内罪行累累！”商震说；“我国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就是在抵抗日军进攻枣阳的战役中，于一九四○年五月十六日上午殉国的。”

谢列诺维奇说：“还让这样一个法西斯分子出任海军相，是对苏联和中国明目张胆的挑战，是对其他驻日代表团的蔑视，我们决不能等闲视之！”

下村定在中国华北地区的所作所为，更是罪大恶极。据不完全统计，他在华北三年多时间里，发动大小战争二千五百余次，除使中国军队造成一百五十八万余人的伤亡外，由他下令屠杀的军民有二万八千多人，其中有一百八十五人被定为“好战分子”而被活活剐死！经过这二千五百余次战争，使四百五十多个村庄成了废墟。与此同时，他们还抓走青壮年四十七万六千余人，其中二十一万二千多人送往中国东北地区，其余送往日本从事繁重的劳动。

阿基诺说：“让下村定出任日本陆军相，是对《波茨坦公告》的践踏，天理难容！”

“请中国代表团起草个抗议书。”迪利比扬格说，“同意我们观点的代表团团长在上面签名，把三份罪证材料附在抗议书后面，争取明天上午送给日本政府。”

“起草抗议书，我们责无旁贷。”商震说，“两个小时内拿出初稿来请四位将军审阅。”

商震的话音刚落，币原领着吉田、米内、下村拜访商震和喻哲行来了。陪同他们来的，还有驻日同盟军总参谋长萨塞兰。很明显，这种拜访，是麦克阿瑟授意的，是为了得到各国代表团的谅解和支持，至少是不反对。

好比一场预测准确的大地震即将发生，会客室的气氛骤然变得十分紧张了。

币原说：“我和新上任的三位内阁大臣，由萨塞兰总参谋长引路，特地前来拜访各国代表团团长和参谋长。我们拜访的先后，从第一楼开始，现在来到三楼。正好，中国、苏联、菲律宾三国代表团团长和参谋长都在，我们就一并拜访了！”

他领着六十六岁的吉田，六十五岁的米内和五十八岁的下村向大家深深一鞠躬，然后都主动伸出右手与大家握手。

商震苦笑着：“那我就权且充当三国代表团的东道主。诸位请坐，诸位请坐！”

宾主坐定，币原又说：“我和这三位大臣，受命于日本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任务十分繁重，而我们又都才疏学浅，深感难以胜任，万望各国代表团团长和参谋长给予支持。”

一阵沉默。会客室里死一般的沉寂，似乎把空气凝成了固体。

一场面对面的斗争，已迫在眉睫，无法避免了。

萨塞兰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为了打破沉默，他说：“三国代表团团长和参谋长聚集在一起，是在商讨什么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