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4 部分（2 / 3）

力和地域上的条件。’我在龟井先生那里见到原稿，这段话是广田君亲笔加上去的。”

古诺尔问广田：“这段话是你加上去的吗？”

广田说：“记不清楚了，可能是我加上去的。”

向哲浚问：“你们还与华北政务委员会有哪些接触？”

“记得还有一次接触。”广田交代，“一九三六年四月间，我派外务省次官掘内先生去北平，要华北政务委员会侦缉中国爱国学生的反日行为，当时，北平有两千多大学生在新华门前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高呼‘反对华北五省自治！’‘取缔汉奸组织华北政务委员会’！‘取缔汉奸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取缔汉奸政权蒙古自治军政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这自然是对日本全面进攻中国不利，我们非常憎恨，就派掘内先生去北平。几天后，王克敏、王揖唐等人在日军的配合下，秘密逮捕爱国学生四百余人，其中有半数人被秘密处死，其余的人押往满洲国挖煤炭。”

他说：“以后就没有接触了。第二年就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日军正式占领华北地区，华北政务委员会的作用就不大了。”

向哲浚顺藤摸瓜：“你们三个人对卢沟桥事变各负有什么责任？”

广田一阵昏眩，好一会才恢复了意识，只有发青的嘴唇还恐怖得微微颤动着。他想了想，进行狡辩：“交代这个问题的应该是当时的首相近卫文麿先生，遗憾的是他已经自杀身亡了。”

向哲浚说：“近卫畏罪自杀了，他写的手记还在。你们狡辩不了！”

三个被告变得紧张起来。广田吃惊地张开嘴，贺屋不安地搔了搔秃顶脑袋，永野惶然地搓着两只手。

向哲浚拿出近卫遗下来的五本手记之一的《第一届近卫内阁与日华战争》翻了几页，然后说：“近卫在这本手记里说，昭和十年（一九三七年）七月一日上午九点，我与外务相广田、大藏相贺屋和联合舰队总司令永野交谈全面进攻中国的事。”

他放下近卫的手记：“下面的话就不念了，看你们的态度老实不老实！”

广田一阵惊慌过去，只得老实承认：“交谈时，记得我说过这样的话，全面进攻中国的条件已经俱备，只需找个借口就行了。到底找什么借口好，永野君说了他的意见。”

永野也不得不交代：“当时的北平、天津两市，已处于日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北平的东、北、西三面，都由日军和殷汝耕部控制，仅西南一角尚在中国军队驻防之下。位于平汉铁路上的卢沟桥，成了北平通往中国内地的唯一门户。我认为，如果日军占领卢沟桥，就可以孤立北平和天津。日本全面进攻中国，应以卢沟桥为突破口。我只说了这些话。至于找什么借口，是贺屋君说的。”

“是，是我说的。”贺屋害怕得牙齿不停地打哆嗦，“我说日本可以于深夜在卢沟桥附近胡乱开一阵枪，就说中国军队进攻日军，并抓走了日本军人，要中国军队把抓走的人交出来，中国军队自然交不出人，日军就可以与中国军交战。近卫君说，这意见不错，可供梅津和多田二位参考。”

他显得有几分沉痛：“梅津和多田君基本上按照我的意见办。七月七日晚上，他们指使驻扎在丰台的日军一个大队在卢沟桥进行挑衅性质的军事演习，谎说宛平县城内的中国驻军向日军连发数枪，致使日军演习部队的一名士兵失踪，强行进入宛平县城内搜查。日军的这一无理要求，遭到中国守军的拒绝。于是，日军就于当晚包围了宛平城。第二天凌晨五点，日军发动攻城战，驻防卢沟桥一带的中国第二十九军冯治安师奋起自卫反击，日华战争爆发了。”

他起身向三名法官一鞠躬：“我有罪！”

基南和韦伯对由被告相互揭发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不仅要求各法律代表团确定有关的被告相互揭发，而且于十七日下午，把负责起草东条英机起诉书的美国法律代表团团长盖萨特，负责起草坂垣征四郎起诉书的中国法官易明德，负责起草东乡茂德起诉书的印度法官梅农请来，向他们介绍古诺尔等人由被告相互揭发的情况。基南说：“东条英机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罪魁祸首，为了进一步查清楚他的犯罪事实，并追查其他人的战争责任，必须通过与发动太平洋战争有关的被告相互揭发。”

他说：“对坂垣征四郎和东乡茂德的起诉书，显得分量不足，也只能通过被告相互揭发，掌握新的罪证再重写起诉书和重新起诉。”

他列举有关的被告是：东条内阁的外务相东乡茂德，大藏相贺屋兴宣，海军相嶋田繁太郎，司法相岩村通世，工商相岸信介，国务大臣铃木贞一和内阁书记官长星野直树。

韦伯补充说：“还应该加上被告木村兵太郎和坂垣征四郎，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木村是缅甸军总司令，坂垣是第七方面军总司令。”

对这些被告相互揭发的审问，由盖萨特、易明德和梅农三人负责。”

第二天上午八点，他们将东条、东乡、嶋田、贺屋和岸信押到第二十二审讯室。参加审问的除了两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