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饮食男女的精神世界（5 / 9）

去年的事。为了这份工作，麦穗交了一万多元集资款。凑集那笔钱几乎使她和女儿倾家荡产。但她还是毫不犹豫地把钱交了，换回一张盖着毛纺厂财务公章的收条。这张收条给了她无限的欣喜和期待。因为她迫切需要一份固定职业，不论工资收入如何，她和女儿可都以住进单位的职工宿舍，以后再也不用四处找房子搬家了。只要不搬家，她相信她和女儿的生活会慢慢好起来。

那段搬家的日子让麦穗锥心刺骨。

刚开始麦穗和县城里的其他拆迁户一样租住在城市边缘的土坯房里，每月五十元租金，这已经是最低廉的房价了。虽然麦穗在拆迁时也得到了一笔为数不多的安置费，但想到年仅八岁的女儿需要抚养，以后的生活还很没有保障，她不敢轻易动用那笔钱，日常开销都是靠她送报纸维持。文化馆刚解散时，人事部门给所有的文化馆工作人员都解决了出路，麦穗也被安排在县城一家不在拆迁之列的百货公司，仍是干部编制。但好景不长，不久百货公司在市场经济运作机制的激励下私营化了，就是将营业区和柜台租赁给愿意经商的公司内部职工经营。租赁合同很抢手，而麦穗仅仅在那里工作了两个多月，她没有签到合同，只好再次下岗，于是到邮局找了一份送报纸的零活。

送报纸的是临时工，发计件工资，每送一份报纸收入五分钱，后来涨到七分。也就是说，麦穗每天必须送出一百份以上的报纸才能维持她和麦子两个人的基本生存（不谈生活。生活包含了某种品质，不管其中的品质优劣如何，对当时的麦穗而言都是奢侈的）。天气暖和的时候还好，麦穗蹬着自行车东奔西跑，只当锻炼身体。到了冬天，她在外面冻得透心凉，天黑回到家，煤炭炉子早就灭了，土坯房里的温度跟外面差不多。年幼的麦子裹着棉被坐在床上，前面放一块木板做功课，她则开始重新点炉子做饭，等炉子烧热，房子里变暖和，已经很晚了。就在那个冬天，麦子因为重感冒引发肺炎，住院花去了几千元，那是拆迁安置费的四分之一。

无奈之下，麦穗只好又一次搬家，搬到县城附近的一户农家小院，是砖木结构的平房，里面还有土暖气，又有房东老太太照应，她不用为孩子担心了。但房租贵了一些，只租一间屋子每月就要八十块钱。麦穗仅仅靠送报纸已经不能维持下去，她试着卖过水果，送过盒饭，除了母女二人的基本开销，她还节余了一点钱。但那段日子并不长久。因为房东的儿子结婚了，小两口不愿意有外人在院子里租房子，麦穗只好再次搬家。接下来的搬家很频繁，麦穗沿着新建的高速公路边缘从平安县一直搬到了砂城，最后住进了砂城的出租屋里。

新搬的出租屋在一片杂乱的楼群里，那是八十年代中期砂市遭遇了一场特大暴雨，很多住自建土坯房的居民受了灾，房子被连续几天的暴雨冲塌了，市政府为救灾给居民盖了几栋简易救灾楼，除了主梁是钢筋水泥浇筑的，隔墙全部使用预制板，墙壁很薄，既不保暖又不隔音，市民们称之为壁板楼。几年后，许多住壁板楼的居民搬走了，住进了条件更好的楼房，他们把空出来的房子用于出租。

租住在壁板楼的人员十分混杂，大部分是小商贩。也有民工，他们从事着房屋装修、油漆家具、收购破烂、蹬三轮车等等杂活。还有无业游民。到夜晚，壁板楼附近的街上游荡着一些来自不同地域的妇女，有年轻的也有岁数大的，她们通常被市民称作“鸡”，随时会将一些身份不明的男人带到出租屋里。

每个晚上，劳累了一天的麦穗回到壁板楼，她搂着女儿缩进被窝里，仍然能清晰地听到来自左邻右舍的不同声音：洗麻将牌时哗哗地响，醉汉们的猜拳行令，轻佻男女的浪笑，甚至是某个老太婆在睡梦中含糊的呓语……这些声音东一下西一下，毫无遮拦地撞击着麦穗的耳膜，她下意识地用双手捂紧麦子的耳朵。想到孟母三迁的故事，但麦穗做不到。虽然她送盒饭能节余一点钱，麦子却进了砂城一家大工厂的子弟学校读书，除正常的杂费和书本费外，每学期都要交一千元左右的借读费，读到小学毕业时，她们获得的那一笔拆迁安置费已经所剩无几了。麦穗没有能力租一间条件好一点的房子。

天无绝人之路，麦穗没有想到，自己有朝一日能够带着女儿离开壁板楼的理想很快实现了。刚改制不久的砂城纺织集团公司下属的毛纺厂为配合市政府的“再就业工程”要招收一批合同制女工，得到消息的麦穗激动得彻夜未眠。但是，招工需要交一笔集资款才能签订劳动合同，麦穗毫不犹豫地拿出了余下的全部积蓄。还差一点钱，她卖掉了家里几乎所有值钱的而又不属于必需品的东西，包括当初为了给女儿学习音乐买的一架旧电子琴，买的时候五百元，卖了三百元；她自己的一块手表；祖母临终时留给她的一枚金戒指和一块翡翠项链坠子；几件暂时不用的家具。七凑八凑，总算把一万多元集资款交齐。那会儿的麦穗并没有因为缺钱而产生过大的压力。麦子成了纺织集团公司的职工子女，可以到公司子弟学校读书，不再交纳昂贵的借读费了。至于其他的，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当麦穗开始在毛纺厂工作，她的生活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