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1)（10 / 12）

和喻培伦是受汪精卫的派遣，回到日本东京重新购买炸药，但此时精神几近崩溃的陈璧君，早已忘了回东京的缘由，大骂喻培伦贪生怕死，埋设炸弹被人发现了却临阵脱逃，最后留下汪精卫在北京当替死鬼。

喻培伦见陈璧君已经失去了理智，无法辩解，只能默默忍受，把委屈压在心底。他后来对友人叹道：“她同我回来，却道我怕死。唉，谁怕死，将来的事实是会证明的。”

从这时起，喻培伦便下了必死的决心。

一年之后，在广州黄花岗起义中，为了彰明自己的清白，喻培伦胸前挂了满满一筐炸弹，率先带领四川籍的同盟会成员攻打两广总督署，最后身负重伤，弹尽力竭，被清兵逮捕。

被捕之后，喻培伦遭酷刑审讯，却拒不吐露半点信息，最后慷慨就义，临刑前高呼道：“头可断，学说不可绝！党人可杀，学理不可灭！”

这已是后话。

汪精卫被捕十余天后，胡汉民和吴玉章抵达天津，在天津和杜心五会合，一同进入北京城，来到守真照相馆的附近，在清风客栈住了下来。

组织人手实施营救之前，三人必须弄清楚事态到底发展到了哪个地步。因此，胡汉民和吴玉章分别前往京师警察厅和法务部监狱附近打听消息，杜心五则前往守真照相馆所在的夹道打探消息。

夹道已被巡警封锁，杜心五在街口蹲守了很长一段时间，始终找不到机会进去，正准备返回清风客栈时，却在围观人群中发现了胡客和姻婵，于是将两人带到了清风客栈，与胡汉民和吴玉章会面。

胡汉民还从京师警察厅打听到，汪精卫被捕后不到十天，这一刺杀案便进行了公开审理，庭上人证物证一应俱全，谋刺摄政王谋反的罪名已经定下。但据胡汉民估计，最近几天便将定刑。谋刺摄政王定然是死罪难逃，而且汪精卫在狱中一定饱受折磨，因此营救汪精卫已经刻不容缓。

但胡汉民绝对料想不到，此时的法务部监狱中，汪精卫所面临的境况，却是截然相反的另一番模样。

自从三月初七被捕后，汪精卫、黄复生和罗世勋便被关入了法务部监狱。

汪精卫谋刺摄政王是震惊海内外的大案，负责审理此案的，是统率全国警察机关的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

由于当时清廷已经宣布预备立宪，因此善耆要求按照“文明”国家之法，设置法庭，开庭审理汪精卫行刺未遂案。载沣考虑到此案人证物证俱在，即便开庭审理也不会影响最后的结果，因此同意了善耆的要求。

三月十六日，汪精卫刺杀未遂案在法庭上开庭审理。

审理的过程异常的顺利。

石板桥下发现的炸弹和电线，以及守真照相馆内搜出的残留炸药，都作为物证摆在庭上，鸿泰永铁铺的老板也来到庭上，作为此案的人证。

人证物证俱全，汪精卫、黄复生和罗世勋都没有矢口否认，而是直接承认了谋刺摄政王一事，汪精卫和黄复生甚至为了证明自己是谋刺的主谋而激烈地争吵起来。汪精卫大声说自己是主谋，目的就是杀掉载沣，动机则是“振奋天下人心”，黄复生所说的跟汪精卫几乎一模一样。两人都争着说自己才是主谋，而对方只是小帮工，都想把罪责往自己身上揽，从而减轻对方的罪名。

善耆是清廷内部颇为开明之人，汪精卫被捕后，他看了从汪精卫身上搜出来的三篇亲笔手稿，即《革命之趋势》《革命之决心》和《告别同志书》，读完后不禁深为佩服汪精卫的才学和见识。此时在法庭上，又见汪、黄二人为了争揽主谋的罪名而激烈争吵，善耆不禁感佩二人把死留给自己、把生交给对方的气度。善耆颇为动容，放下朱笔，口中连称：“义士，义士！”他的声音虽然不大，但身边负责陪审的几个官吏都听到了，这些官吏转头望着善耆，脸上写满了惊愕和诧异。

也正是因为看到汪精卫和黄复生争揽罪责、视死如归的举动，善耆意识到革命党人行刺的目的就是玉石俱焚、杀身成仁，处死了这些革命党人，不仅吓不倒那些不怕死的革命党人，反而会令革命党人更为愤激，同时也会令民众憎恶和反感朝廷，转过头去同情和怜悯革命党人。

按照大清律法，谋刺摄政王应当凌迟处死，但凌迟这一酷刑已在光绪三十一年被废除，因此罪当处斩。载沣深恨革命党人，何况是胆敢刺杀他的革命党人，自然坚持要将汪精卫等人斩首示众。但善耆却认为应当对汪精卫等人从轻发落，以安抚天下人心。

善耆对载沣进行了劝说，说道：“如果杀了汪、黄等人，日后党祸日夕相寻，实非朝廷之福。”又道：“我看汪兆铭之供词，实为误解朝廷政策，才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举动。当今朝廷正倡导立宪，现在杀几个革命党人，不仅无济于事，反而会激起其他革命党人更为激烈的反抗，对朝廷无甚好处。不如做个人情，将汪、黄等人从轻发落，以缓革命党人之激，也能为摄政王赢得爱才之名。”

奕劻的想法和善耆比较相似，也认为在预备立宪期间，杀了汪精卫等人不会起到任何作用，反而会促使更多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