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贪婪之九十年代 (2)（4 / 11）

经济状况拮据。若自费五千多元安装电话，对他是一笔大支出，一时是凑不足的。我让他放心安装，之后去找吴振海请求资助。为此我当面向吴振海提过二三次，并写过一封长信给他，向他指出，这样的善事义举，一家经济实力不弱的大公司，是一定要做的。我甚至曾建议他，每年从利润中拿出五万，设一项慈善基金，命秘书平时看报，一旦发现需要救助之人之事，及时寄些钱去。少则几百，多则几千，济世扶贫，何乐而不为呢？

他却只是笑笑。

后来我知道，连林予老师的电话安装费，他都没给报。答复人家说：财会有制度，没名目下账。

我拨长途电话将他骂了一通，因为他每每请人吃一顿饭就几千元的啊！而且常动员我这个最不愿做陪客的人为他做陪客！

在那之后我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不理他，见了面也很冷淡。

后来林予老师病重，我分两次请人捎回哈尔滨五千元钱。第二次的三千元捎回哈市时，林予老师恰在前一天去世。

……

获知他的公司被查封的消息时，我对他的气还没完全消呢。

半夜十二点左右，电话骤响——是他打来的。见后知道是用手机打的。

问他在哪儿？

说在我单位的门口。

让他到我家里来。

他说太晚了，到家里不方便。

我只好穿上衣服去见他。正是冬季，夜里很冷。他在一辆出租车里。我刚一坐入，他即命司机开车。我仿佛被劫持到了他住的宾馆。究竟哪一家宾馆，到现在我也想不起来。

我问他：“你究竟犯了什么罪？”

他大叫冤枉，说何罪之有！

又问他：“把我带到这儿来干什么？”

他说，请我帮他写申诉材料。

我正希望细听端详，于是他说我记。他是信誓旦旦，我是半信半疑。

我说：“吴振海，我不信对你采取的行动完全是打击报复。”

他说：“等真相大白了你就信了。”

天亮后，他仓皇离开宾馆，说要避一避。

我说：“既然你自恃清白，又避什么呢？大摇大摆回哈尔滨去，法庭上见分晓嘛！”

他说：“好汉不吃眼前亏。”

我也得打的才能回家啊，可身上连一分钱都没有。

他掏出了一沓钱塞给我。

我板起脸说：“振海你这是干什么？”

他大窘，连道：“没别的意思，没别的意思……”

我从没见他那么失魂落魄过。

我从那沓钱中抽出一张，眼望着他坐的出租车从视野里消失。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我大约也是他在北京见到的最后一人。

当时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从此逃亡国外。我以为，起码他对家人和亲人会承担起主要责任的。

后来他家被抄，弟弟、弟媳、妹妹、妹夫、姐姐、姐夫、女儿、女婿纷纷被传讯、拘审。

此后两年内，流言种种，他的案子也在流言中忽轻忽重。一个时期有人说，他的家人、亲人就要全释放了，吴振海也可以从国外回来了；一个时期又有人说，案子更大了，已通过国际刑警在缉拿他。

总之，两年内，他的家人和亲人中，几乎只有他老母亲是自由之身。

两年内我没回过哈尔滨市，但逢年过节，一定嘱别的同学们，千万代我去看看那老人家。对犯了经济罪的人与那些流氓、歹徒、杀人犯、强奸犯、以恐怖行径危害社会的罪犯，我一向是持区别对待的态度的。而对犯了经济罪的人，贪污、受贿、勒索、坑骗百姓钱财者，其中我尤憎的是坑骗百姓钱财者。我一直推想吴振海犯的肯定不是这方面的罪，推想他大概也不至于贪污、受贿和勒索。因为此前我一直以为，哈克森公司是属于他和他弟弟的“家族公司”，进而认为，他可能只犯两种罪——走私和行贿。

后来走私似乎也被排除了。

那么只剩下了行贿。

我又深知他的小气和抠门儿，心想他为了达到什么目的而行贿，数目也一定是很小的。

然而最近的事实是——他的弟弟已被判死缓，他的姐姐、姐夫、妹妹、妹夫被通缉，亲人作鸟兽散。

他整日形影相吊、孑然一身的老母亲，已经七十多岁了。

我常常忆起，在他的公司迁往新落成的雄伟的哈克森大厦那一天，场面何其宏大，泱泱千人之众。后来甚至连马路上的许多过客，都混进去大快朵颐，白吃白喝。

那一天，他的老母亲，在他妹妹的搀扶之下，到处找我。找到了我，就和我避开热闹，蹲在走廊的一角儿，一人手里端一只小盘儿，只不过一边吃着几片瓜果，一边儿聊从前往事。

如今我才明白，哈克森集团公司并非像人们以前所说是“吴氏兄弟的家族公司”，它在原始法权上仍姓“公”，因而也仍姓“共”。

如果这一点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