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7 部分（2 / 3）

这个名字是《福布斯》杂志起的，用以称呼1949年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AW）与通用汽车达成的里程碑式的协议。根据该协议，通用汽车保证UAW成员的工资、医疗和退休福利与生产率同步增长，以此来换取工人的踏实工作。

列维与特明不仅用这个术语来指代汽车公司及其雇员之间的那项正式协议，而且借用它指代美国各行各业对该协议的效仿。其他工会以UAW设定的标准为基础提出其谈判要求，从而使包含工资与福利的一揽子协议流行开来，这些协议虽说一般没有华尔特·鲁瑟所赢得的协议那样优厚，但毕竟保证了工人分享改善的果实，甚至工会之外的工人也受到了强烈的影响，为了对抗工会活动带来的威胁，未建立工会的企业主会向其工人提供与工会成员大体相同的待遇：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经济的特征是“模式工资”（pattern wages）—大工会与公司达成的工资安排为各行各业提供规范。

与此同时，强大的工会对管理层与股东的收入发挥了抑制作用。高管明白，为自己支付高昂的薪水就相当于在招惹工人的麻烦，利润丰厚却不涨薪资的公司则会将劳资关系带入险境。

联邦政府也是《底特律条约》的非正式一方：它以多种方式实施干预，支持工人的谈判立场，发现公司高层收获过度就加以抑制。20世纪60年代工人的生产效率比现在低很多，但依据通货膨胀调整后的最低工资却要高得多。当局对劳工法给出有利于工会的解释，被视为有违规行为的大公司及高管还常常受到直接的政治压力。肯尼迪就曾要求一家钢铁公司取消一次提价举动，而该公司刚刚通过谈判达成一项温和的工资安排。

比较一下今昔的两个标志性公司，就知道《底特律条约》规范的劳工关系与当今有多大的差异。

在战后繁荣期的最后几年，除了受管制的电话垄断公司外，通用汽车是美国最大的私人雇主。其CEO也相应跻身美国薪酬最高的管理者之列：查尔斯·约翰逊在1969年的工资为79.5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430万美元，而这个薪水激起了相当多的议论。通用汽车的普通员工也收入颇丰，1969年汽车行业生产工人的平均年收入约为9 000美元，相当于今天的4万多美元。通用汽车的工人也有极佳的医疗与退休福利，在世人心目中安居中产阶级之列。

沃尔玛现在是美国最大的公司，拥有80万雇员。2005年其董事长李·斯科特的薪水接近2 300万美元。约翰逊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的薪水不到斯科特的1/5，但斯科特先生的报酬只激发了很少的议论，因为这对于当今的大公司CEO而言稀松平常。但沃尔玛工人得到的工资却引起了关注，因为即便依照现今的标准那也算是低工资。沃尔玛非管理员工的平均年收入约为1.8万美元。35年前通用汽车工人的工资，依照通货膨胀调整后，尚是这一数字的2倍多。沃尔玛还有两个声名狼藉的地方：一是其员工中有医疗福利者的比例很低；二是对于如此稀缺的福利，沃尔玛还很吝啬。

皮凯蒂与赛斯、列维与特明以及越来越多的其他经济学家认为，当年的通用汽车与现在的沃尔玛之间的区别代表了美国经济的一般性变化：在20世纪70年代及其后，《底特律条约》被废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经抑制不平等的制度与规范消失，不平等恢复到“镀金年代”的高水平。换言之，70年代以来收入的大分化基本上是反向的“大压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限制不平等的制度和规范得到建立；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这些制度与规范遭到破坏，导致不平等的加剧。“制度与规范说”可以连贯地解释中产阶级美国的兴起与衰落。

“制度与规范说”还可以正确预测各国不平等状况变化趋势的差异。不要忘记，科技变化与全球化的力量影响了所有发达国家：欧洲应用信息科技的速度几乎与我们相同，欧洲的廉价服装产自中国的比例与美国不相上下。如果科技与全球化是不平等加剧的驱动力，欧洲就应该经历与美国一般无二的不平等加剧。但从制度与规范的角度看，各发达国家大相径庭。例如，在欧洲，工会依然强劲，谴责过高薪酬、强调工人权利的旧规范并未消失。所以，如果问题的关键是制度，美国不平等的加剧就应是独特的，不同于欧洲的。

根据这样的比较，“制度与规范说”胜出：美国是独一无二的。最清晰的证据是所得税资料，通过它可以比较各国经济精英所占收入比例的增长速度。这些资料显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所有发达国家都经历了一场“大压缩”，贫富不均大大缓解。在美国，这一均衡过程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逆转，而“大压缩”的效果现在已被彻底清除。加拿大与美国经济联系紧密，英国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也有一段保守派主宰的时期，这两国都有贫富不均回潮的趋势，但其规模更为有限；而日本和法国自1980年以来，收入不均状况几乎毫无变化。

家庭收入调查也提供了一些信息，不过其清晰性与连贯性较差。虽说由此得来的图景模糊一些，但美国与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