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7 部分（3 / 3）

仍是仅有的两个不平等急速加剧的国家，英国的程度相对较轻，而其余发达国家或是有轻微的加剧，或是根本没有变化。

简言之，根据间接证据判断，有充足的理由相信美国不平等加剧的主要源头是制度与规范，而非科技或全球化。制度变化的明显例子是美国工会运动的倾覆，但我所谈论的规范变化指的是什么呢？

规范与不平等：CEO的离谱高薪

当经济学家谈论规范的变化如何导致不平等加剧时，他们脑中浮现的往往是个具体的范例：管理层收入的离谱增长。虽说大公司高管并非不平等加剧唯一的大受益者，但他们常在公众视野中出现，因而成为反映美国经济整体状况的清晰例证。

根据美联储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102家大公司（1940~1990年销售量曾列入前50名的公司）高管的平均收入以今天的美元价值折算，相当于120万美元。这当然不是一笔只够打发穷人的钱，但它只比20世纪30年代CEO的收入高一点儿，而且仅仅是当时整个美国经济体中普通全职工人工资的40倍。在21世纪初，CEO的年薪平均超过900万美元，是普通工人工资的367倍。其他高管的薪酬也大增，只是幅度不如CEO而已：大公司中位列CEO之下的两位高管，在70年代的薪水是普通工人的31倍，而在21世纪初则为169倍。

为理解这种异常的变化，让我们从高管收入决定因素的理想化模型入手。假设每家公司的盈利状况取决于其CEO的素质，而且公司越大，CEO对利润的影响就越大。同时假设CEO候选人的素质是一望可知的：每个人都知道谁是美国排名第100位的管理者、谁是第99位，如此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发生争夺管理者的竞争，最终使最好的管理者入主最大的公司，使之才尽其用。这一竞争的结果就是，每个管理者的薪酬都将反映其素质。

这一理论的直接蕴意是，在最高层，对管理者素质认定的微小差异，也会转化为薪水的巨大区别。其原因是竞争：对一家巨型公司而言，拥有排名第10位的管理者与第11位的管理者之间的差别很可能就是每年数千万美元的利润。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这一理想化的模式暗示，高管的收入是符合其贡献的。而这一理想化的模式还认为，如果今天高管的薪酬远高于一代人时间之前的水平，那一定是出于特定的原因，诸如更激烈的竞争、更高的股价等，用最佳人选来管理公司变得比以往更为重要了。

但是，我们一旦不再拘泥于这一理论的理想化前提，便能轻易地明白与上述理论所隐含的情况不同，管理者的薪酬与基本的供需力量的联系远没有那么紧密，而是大大受制于社会规范与政治权力的变化。

首先，管理者的素质与这种素质的重要程度都无法明确计量。评估公司领导人的生产效率和计算一个工人一小时垒多少块砖不是一回事，就算考察一家公司的盈利状况，也不足以对该公司高管进行可靠的评估，因为决定利润的许多因素是高管无法控制的。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