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2 部分（2 / 3）

华盛顿的共和党人并未重建那个可任由种族隔离分子胡作非为的世界，而且公允地说，就算联邦执法官予以许可，也未必真有许多南方人想恢复“吉姆·克劳法”。里根在密西西比州的费城镇所提议的主要是一种旗号，是要让警戒心强的“北方佬”看在眼里，烦在心头，而不是真要逆转民权运动的成就。也许弗兰克的书应取名为《南方怎么了》，他也许本应如此慷慨陈词：“为恢复昔日南方的荣耀而投票，得到的是社会保障的私有化。”而当小布什真正着手利用他在2004年获得的“授权”来将社会保障体系私有化的时候，他的提议在南方遭遇的反对几乎并不比其他地方低。

如此说来，保守派之所以虽有偏袒少数人的经济政策却仍能赢得选举，种族因素是关键。但其他转移视线的方式又如何呢？

邪恶帝国

“保守派看到了‘9·11’事件的野蛮本质，准备作战；自由派看到了‘9·11’事件的野蛮面，准备提出起诉，并为那些袭击我们的人提供治疗，理解他们。”乔治·布什的首席政治谋臣卡尔·罗夫在2005年的一次演讲中如此宣称。

我们现在知道，罗夫打的是最后一场战争：到了2005年，由于在伊拉克的惨败，“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更擅长保卫国家”这一公众印象在迅速破灭。但这一印象从何而来，又为共和党人赢得选举立下了多少汗马功劳呢？

常有人断言，共和党在国家安全议题上的优势可追溯到越南战争，尤其是尼克松1972年对麦高文的大胜。但通常，当我们仔细地考察本国的真实政治史时，所谓尽人皆知的事实就远不是那么明晰了。波斯坦因曾认为，就算1972年的大选，也更多是麦高文个人的失败，而不是民众对民主党人的拒斥，其实民主党人在参议院中席位增多，在众议院中仅有轻微的损失。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现有的民意调查证据并不显示，在越南战争后的几年里，公众认为民主党人大都在国家安全上软弱无能。直到1979年10月，当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委托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问及哪个党更擅长“维护军事安全”时，尚有29%的选民说是共和党，28%的人选民主党，21%的人说两党都擅长。直到20世纪80年代，“民主党人在国家安全方面软弱无能”的印象才真正刻在人们的脑海里。正是依靠这一印象，共和党才能拿“9·11”事件来谋取私利。但这一印象基本脱离了防务或对外政策的现实，其实是编造出来的故事，而且最重要的是，这是对历史的“兰博化”。

承认失败总是很难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德国人都认为，德军被软弱的平民领导人“背后插刀”。而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些德国人一样，自越南战争后，有美国人开始接受“背后插刀”理论，也就是说，如果不是被文官束缚了手脚，军方原本可以赢得战争。不过，当人们对越南战争的种种恐怖与徒劳无益记忆犹新时，这群人为数很少，只不过嗓门较高罢了。

如果说这些理论在什么时候成为主流说法，那就是在第一部兰博电影、1982年的《第一滴血》大获成功的时候。在影片中兰博宣称：“我拼尽全力去赢，但有人不想让我们赢。”他还痛斥：“机场的那些蛆虫，他们抗议、吐口水、叫我婴儿杀手。”从此，抗议者向归国军人吐口水的画面便在大众文化中根深蒂固。这些事情完全没有根据，归国退伍军人遭人吐口水、被骂做婴儿杀手之类的事根本就没有可信的记录，但“自由派侮辱军人”的神话已深深烙在公众的头脑里。

继“背后插刀”说之后，又出现了复仇的幻想。有人期待在幻想中看到拒不从命的军人重打了战争，获得了胜利，而《长驱直入》（Uncommon Valor，1983年）、《越战先锋》（Missing in Action，1984年）和《第一滴血2》（1985年）三部电影迎合了这一市场。《第一滴血2》转而把第一部中那个癫狂错乱的退伍军人包装为一名动作英雄。

当时在美国兴起的好战情绪显然助了保守派一臂之力。自由派反对越战的真实历史也许并非那么重要：到了20世纪80年代，公众已基本忘记了当年的实情。而真正重要的是，保守主义运动分子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与憎恶，与这个刚从“越战后综合征”中复苏的国家多么志趣相投。里根称苏联为“邪恶帝国”时，自由派与温和派嗤之以鼻—不是因为他们在国家安全方面无能，而是因为他们对获取安全的代价持务实的态度。然而，许多美国人喜欢里根的说法。

保守主义运动努力将自身定位为国家的保卫者。有件事对此很有帮助，即一直属于保守派的军方本身，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变得更加保守。1976年，多数军方领袖自认为是独立分子，1/3自认为是共和党人。到了1996年，有2/3自认为是共和党人。政治认同的这一变化也许有几个原因。军方领袖无法像文官那样轻易忘掉越战的失败，因而或许极易相信“背后插刀”神话。这可能也与预算有关：卡特主持了越战后的军力缩减，里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后来克林顿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