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4章 危机（2 / 4）

好感。平常对于富商、大享的邀请，李历清都尽量回避，酒无好酒，宴无好宴。

“是债，总是要还的。”挂下电话，李历清兴奋的念叨了一句，随后将总行发来的密电和密电译本的第96页在托盘内烧掉，这是总行为防止机密外泄而制定的铁律。站在办公室内，直视对面租界，对面的十里洋场是上海繁荣的缩影，但同样是国家的耻辱。 “沙逊、哈同”李历清并不是军人同样不是政客，更不是特工，但作为一个金融从业者，李历清知道他们在上海的份量，同样知道风光背后的肮脏。

1843年11月，根据《南京条约》上海成为向外商开放的通商口岸。12月，上海道台与英国领事划定外滩英国租界的南北界限。随后近八十年中大量中东塞法迪犹太人移居上海租界，他们移民上海的动机就是要利用上海独特的经济环境，区位优势和发展潜力，发财致富。

塞法迪犹太人大多以 “两土”（ “烟土”鸦片贸易和 “土地”房地产经营）起家，后逐渐扩展到外贸、公共事业、金融业、制造业等领域，形成沙逊家族、哈同洋行、安诺德兄弟、嘉道里家族等几大著名的犹商集团。他们资本雄厚，网络广泛，在一定程度上对上海的经济命脉和发展拥有一定的影响。

鸦片贸易是暴利生意，具有敏锐商业投机眼光的犹太商人自然不会放过，早在广州一口通商时期，总部设在印度孟买的英籍犹商沙逊家族也参与其中，谋取暴利。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尽管《南京条约》并未允许鸦片贸易合法化，但由于租界和外国势力的掩护，通商口岸，特别是上海的鸦片走私公然盛行。沙逊家族于是在上海设立分行，作为从事在华鸦片走私的中心。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鸦片作为 “洋药”，在英国炮舰政策的护卫下，获得了合法贸易地位。此禁一开，沙逊家族火速跟进，不久就控制了印度鸦片70%的产量，一跃成为上海最大的鸦片商。

1885年，沙逊洋行和哈同洋行一起在上海设立 “洋药公所”。据禁毒署统计，在 “洋药公所”成立的20年内，成交鸦片万箱，平均每年2万箱。到20年前，有账可查的属于沙逊洋行的鸦片批发代销商号，就有安和等50多家。1901年哈同洋行成立后，更是积极经营鸦片贸易。根据中央禁毒公署估计，从1840年到共和三年，沙逊家族仅在上海卖鸦片的利润即已达一亿四千多万海关两，平均每年利润接近200万两。而方才邀请自己的哈同尽管从事鸦片贸易时间短，但其规模远超沙逊家族。

在共和八年八月中央禁毒公署成立，展开全国禁毒前，鸦片贸易一直是上海犹太商人的主要经营项目，几乎上海的每个塞法迪犹商，如亚伯拉罕家族、埃兹拉家族等都参与了鸦片贸易，而上海正是他们在华从事鸦片贸易的中心。而让李历清和大多数国人觉得可恨的是，毒害中国几十年的犹商，利用治外法权躲过了共和八年后的全国禁毒，尽管租界当局迫于压力同意查没租界内留存鸦片、毒品并将其移交禁毒公署，然而这些犹商却早已捞足，为他们三年来在房地产以及金融行业的大规模投资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犹商或许可以凭借治外法权保护，躲过禁毒公署特别法庭的处罚，但李历清知道他们早已进入国家黑名单，一直以来都是各地商会打压、政府税务机构严查的对象。共和八年，犹商纷纷出巨资以投机方兴未艾的浦东房产。但共和九年年末，国会通过《国民购地法案》，禁止外国公民、团体在华购地从事商业房产应用，通过法律的方式强行收回非国民于租界外购地，价格以购地价为基准，仅上海一地犹商损失即超过四亿元，几乎让一些犹太家族濒临破产之境。

浦东开发后，大量国商退出租界，使得在租界内拥有大量房产的犹太家族损失惨重，随后的《国民购地法案》同样限制其在房地产上进一步扩展。另一方面，各地商会的挤压、税务机构的严查，而犹太商人更因欧战失去货物来源，使得其逐步撤出商品市场，进入另一个市场：金融市场。

建于西历1904年的爱俪园，是上海最大、最豪华的私家花园，爱俪园园名由哈同夫妇名中各取一字组成，爱俪园是哈同夫妇长期居住的地方，也是上海社会名流和政界要人经常聚会的地方。对于占地达1711亩的 “上海大观园”，李历清并不陌生，自晋升为上海央储经理后，李历清每个月都会接到几次邀请。李历清驾车驶入爱俪园，哈同夫妇、沙逊夫妇已经站在门外迎候了。在上海即便是上海市长来此，恐怕二人也不会亲自相迎，犹太人就是现实

“李经理！”身材微胖的哈同在李历清下车后便迎了上去。在浦东房产投机上，哈同和其它犹商对于中国新政权的手段记忆犹新，正因如此，哈同知道绝不能用过去的眼光看待新政权，更何况眼前这位可是上海证券市场的晴雨表。 “哈同先生！沙逊先生！”李历清微微点头算是打了个招呼，作为政府金融机构官员李历清必须要和大亨接触的同时，保持一定距离，毕竟有无数双眼睛盯着自己。

下午四点，是下午茶时间，来自伊拉克的犹太人尽管并没有喝下午茶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