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1 / 4）

科尔贝里振作起精神，犹疑地看着那个人，那个目前他必须视为上司的人。“推土机”是特别小组的召集人，他爱上了银行劫案，过去几年这类的案件接连不断发生，他也就跟着水涨船高，不可同日而语。

只有他才有那种活力和点子，日复一日，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从不抱怨、从不沮丧，甚至从未显露疲态。

有时候他那些疲惫不堪的同事都怀疑他就是瑞典犯罪公司的总经理，这个邪恶的组织相当出名。对“推土机”而言，警察工作是世界上最有趣、最刺激的事。

这当然是因为他本人并不是警察。

他是个地方检察官，专门承办一些棘手的持械银行抢劫案的初步调查工作。目前有一个案子已经有了头绪，一些涉案的罪犯已被拘留，有些人甚至已经遭到起诉。只是现在每周都有好几宗新抢劫案发生，每个人都知道这些案件多少有些关系，但到底有什么关系却没有人清楚。

更严重的是，银行不是唯一的目标，一般大众被抢的案子也有大幅增加的趋势。从早到晚，时时刻刻都有人被袭击，在街上、广场上、商店里、地铁中，甚至在家里，到处都有可能。

可是抢银行被认为是其中最严重的罪行，攻击属于社会大众的银行等同于向公共权力挑战。

现存的社会体系显然已经不管用了，除非每个人都凭良心做事，它才有可能正常运转。但即便是警察也做不到这一点。过去两年来，单单斯德哥尔摩所积压的案件就多达二十二万件，即使是非常重大的刑事案件（ 虽然只占一小部分） ，也只有四分之一被侦破。

事到如今，那些应该为此负全责的人也无能为力了，他们只会摇头叹息，做出一副已尽人事的模样。

有好一阵子，大家都在相互指责，现在甚至已经找不到对象去责怪了。最近唯一一项比较有建设性的提议，就是大家应该少喝些啤酒。然而在瑞典，啤酒的消耗量已经算是非常低的了。由此可知，所谓国家最高决策层的思考方式是多么的不切实际了。

有件事倒是很明显：警方要为此负大部分的责任。自从一九六五年警力中央化以来，所有的警力收归一个部门指挥，而从一开始，领导者的位子就被一个不能胜任的人坐上了。

长久以来，分析家及研究人员不断想要了解警政署领导人的基本想法。这当然是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为了遵行“凡事不容外泄”这项教条，警政署长基本上不会给予任何答案。但另一方面，他又是个非常喜欢高谈阔论的人，只是他的讲话即使被修饰得文辞并茂，也相当索然无味。

几年前警方发现了一种篡改犯罪统计数字的方法，虽然简单，但却不易被识破。它虽不是直接做假，却能严重地误导大众。在此之前他们只是要求更具战斗力、强度更大的训练，要求更精良的技术支援，特别是要求火力更强大的武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还夸大了警方所面临的危险。但这类说词并没有什么政治上的说服力，他们转而寻求另一种方式：篡改统计数字。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那些六十年代后期发动的政治示威游行，正好给了他们捏造数据的良机。游行示威的群众要求和平，却受到暴力镇压，他们除了一些标语和个人的信念外，根本没有带其他东西，但所面对的却是催泪弹、高压水枪和橡胶警棍。

这些非暴力性质的示威活动，很少不是以喧嚣而混乱的场面结束的。那些不过是想要自卫的人被拉扯、逮捕，还被控“袭警”

或“拒捕”。这些都被计人统计数字中。这个方法完美极了，每一次他们都派几百个警察去“控制”

游行秩序，被指控为反抗警方的人数因此迅速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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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鼓励穿着制服的警察“不要动粗”（ 这是他们的用词） ，这些警察也非常乐意遵从，因为用警棍追打一个酒鬼，他会还手的几率可是相当高的。

这是每个人都学得会的把戏。

这种计策很管用。现在瑞典的警察出门都是全副武装，转眼间，以往只需带着铅笔和少许常识就可以解决的状况，现在则需要一卡车配有自动步枪和防弹背心的警察出动。

长久下来，也出现了未曾预料到的情况，暴力管制不但增加了民众的反感和怨恨，也提升了人民的不安全感和恐惧。

最后，事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人与人之间相互惧怕，斯德哥尔摩变成一个拥有数万个心怀惧意的居民的城市，而在惊惧中生活的人民也是最危险的人民。

六百个巡警中，大部分的人都突然失踪了——事实上是辞职了。因为他们感到害怕，是的，即使他们全副武装，大部分时间也只是坐在车子里。

许多人当然是因为其他理由才逃离斯德哥尔摩的。有些人不喜欢这里的环境，有些人则是憎恨那些自己必须遵从的行事方式。

这个社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