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母曰华胥（4 / 6）

处也。”

那么，这个“成纪”之地名是怎么来的呢？

“成纪”二字的字面意思，就是成了一纪。一纪是十二年。更本义地说，一纪应该是对一个时代结束的总结，它不一定就是一个准确的年数。这就是说，成纪的本义就是经历一个时代的转换。而作为一个地名，她的真实意思，就是表示华胥氏在这个地方经历了一个时代的磨练，从而完成了一个华丽的转身，变成了庖犧氏。

所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犧于成纪”的意思，原意是说，在某一个宏观性的气候变化时期，由于地表气温的上升，导致空中水汽循环活跃，引发洪水泛滥，从而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困苦和磨难，华胥氏就是在这个长期的困苦和磨难中，从洪水淹没之地，转移到成纪地区，慢慢地积累了一些战天斗地的经验，增长了一些生产与生活的技能，从而完成一个华丽的转身，由华胥氏部落变成了庖犧氏部落。

其实，这种宏观性的气候变化，在地球气候变化的漫长历史中，是反复存在的。而人类正是在对这种宏观性气候变化的适应过程中，一步步地成长起来，最后从动物界脱颖而出，成为地球世界的主宰的。

科学家告诉我们，地球在40多亿年历史的长河中，曾经多次显著地降温变冷，形成冰期。公认的，有前寒武纪晚期大冰期、石炭纪-二叠纪大冰期和第四纪大冰期。在第四纪更新世内发生的离当今最近的一次冰期，人们就称之为末次冰期。

末次冰期约于11万年前开始，于前9600-9700年完结。

这段期间，曾经出现几次冰川的前进及消退。而这些冰川的前进或消退，当然是因为，与之对应的气温下降或者回升了很多。

气温的回升，导致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水汽循环活跃，从而引发洪水泛滥。

而人类文化的发展，也正好与这些气温回升的过程相对应。在最后的两个气温回升过程中，就分别出现了北京山顶洞人（距今3万年左右）和江西仙人洞人（距今1.4万年左右），还有湖南道县玉蟾岩人（距今1.6万年左右）。北京山顶洞人发展出了渔猎生产和宗教艺术。江西仙人洞和湖南玉蟾岩人则发展出了农业文明。

当然，北京山顶洞人和江西仙人洞人、湖南玉蟾岩人可能都与我们的华夏祖先无关。

我们的文字记录表明，我们的华夏祖先是生活在甘肃天水地区的华胥氏和庖犧氏。而在天水秦安的大地湾遗址中，我们也确实是发现了距今3万年前后和距今1.4万年前后的人类文化遗存，证明我们华夏民族的历史传说，有其考古学上的证据，所言非虚。

那么，华胥氏所经历的洪水之困，是处在地球宏观性气候变化历程中的哪一次气温回升过程中呢？

从他们“生庖犧”而不是生伏羲这一点来看，他们应该经历的是三万年前的洪水之困。

因为，庖犧和伏羲虽然同为一个氏族血脉，在宏观上是可以混同的，但是，名字的不同，还是显示出他们必定有所区别。庖犧之名，主要体现在“养犧牲以庖厨”，说明他们过的是畜牧生活，并不涉及农业生产；而伏羲之名，其中既包含了农、牧业生产，更展现出了一种为争夺土地而产生的战争状态。所以，伏羲时代比庖犧时代要晚了很多。也就是说，以1.4万年前的农业生产发生为分水岭，庖犧时代是在这之前，伏羲时代是在这之后。

而华胥氏“生庖犧于成纪”，他们就不可能经历发生在庖犧氏之后的农业生产时代，不可能遇到孕育出农业文明的、发生在1.4万年前的洪水，而必定是经历了发生在三万年之前的洪水，说明他们是在三万年前的洪水中“生庖犧于成纪”的。

第三节山顶洞人

从“元谋人”到“蓝田人”，从“北京人”到“丁村人”，他们的遗传学特征，组成了一个亚洲地区蒙古人种的发展链条，证明我们的华夏先祖是一脉相承，代代相传，自古就生活在这片太平洋西岸的大地之上。

但是，上面提到的那些先祖，只是我们血缘上的先祖，并不是我们文化上的祖先。换句话说，他们还没有为我们营造出一个文化意义上的华夏民族，没有从文化上把我们的这个华夏民族同世界其他民族区分开来。

1930年，在北京市周口店龙骨山“北京人”遗址顶部的“山顶洞”里，人们又有了新的发现。经过测定，这次的出土物品，是介于距今2.7万年至3.4万年之间的文化遗存。当然，这次发掘的遗址，被命名为“山顶洞”遗址，而实际上，相同的文化遗存并非只有“山顶洞”一个地方，而是散布于附近十几个地方。

在这些发掘中，除了发现与现代人类骨骼没有区别的当时人类骨骼的化石之外，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当时许多陆生动物骨骼的化石，以及海蚶、鲩鱼等等一些古代鱼类骨骼的化石。另外，还发现了有砸痕的砾石和石片、燧石做的梯形石片和缝纫用的骨针等等。

最引人注目的，当然还是“山顶洞人”的葬俗和装饰品，证明他们已经拥有了原始的宗教信仰和审美意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