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信仰的追求与心灵的挣扎（2）（4 / 7）

的号叫引起上帝关注的孩子，其实就是艺术家。他用旁门左道更加便捷地完成了皈依，发现皈依原来就是忠于自己。——上帝啊，没想到你就是我。为什么不能像上帝那样思考呢？这样思考的结果是：我们有了艺术的爱与悲悯，有了亚当与夏娃般的裸男裸女和接受惩罚的人类。这就是说，所有的现代性，都意味着必须站在上帝的起点上思考人类和世界的命运。

不应该把追求自由、张扬个性、叛逆时代冠冕在他们头上，因为那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心情，是本该如此的常态，不需要刻意标签。对于一个真正的艺术家，自然地生发比自由地追求更重要，尊重艺术就是尊重人的天性。因此，“艺术的生命是自由”和“艺术死于自由”的命题同样都是真理。他们是真理的孩子，唯一需要警惕的是：圣殿的祭司并不是顽固的守旧派，他随时准备接纳他们。一旦被接纳甚至被供奉，他们基本就结束了。所以拒绝庸俗就是拒绝接受进入圣殿的结果。伟大的艺术家到死都在追寻的过程里，他们不为圣殿而活，不为结果而生。他们激昂、有力、饱满、灵动、飞扬地走在路上，并因为自己从不废止的行走而让所有观赏的眼睛闪闪发亮。

当然他们也需要休息，路边的驿站，那间四面写着黑色大“拆”的茅草房，就是民间殿堂、草根雅舍——温馨而灿烂的归宿。永远的草根，才会有永远的生命力。那种“苦日子终于熬到头”的感觉其实就是坟墓。

现在可以提到“骨头”了，那就是热衷于拒绝、说“不”和自甘草根的理想精神，就是面对豪门盛宴而吃糠咽菜的精神。它在大家还看不懂的时候，悄然成了艺术的支撑，让我们在旷天野地里泛滥的寂寞背后，看到了时而枯枝蓬勃、时而野秀峥嵘的大树和大树的“群落”——森林。

森林再寂寞也是森林。

盆景再喧天也是盆景。

一句话，真正的艺术精神，就是为了理想和真理的牺牲。

一切为了牟取而不是为了牺牲的人，都不是艺术家。

帕慕克的贫乏与丹·布朗的富有

接触了几个作家，他们几乎都读过或正在读《我的名字叫红》。中国作家是全世界模仿能力最强的作家，我敢说过不了多久，我们中间就会有人写出类似于《红》的小说，它必然会包含以下几个要点：一、出场的主要人物全都用第一人称说话；二、死去的人阴魂不散以主人公的姿态参与人世的纠纷；三、让人物成为小说的视角，有多少人物就有多少视角；四、拉扯一些情节之外的书本故事以增加小说的历史和文化厚度。其实这四个要点由《红》提供给我们，早已经不新鲜了，在西方现代作品中，这都是用滥了的手段。写出了以上的话，我才意识到，我是那么不喜欢《红》这部小说，但它又是我越读越不喜欢却还是坚持读到最后的一部小说。

我没看过有关帕慕克的其他资料，但读了《红》就知道他是一个离生活很远的作家，属于读小说、写小说、书斋里创造生活的那一种人。所以在小说里，我只能看到虚构的事件，却感觉不到扎实的生活。作者好像在写一个他根本不熟悉的伊斯坦布尔，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可以随便更换的地理环境和人文背景，有点表面，有点模糊。而一部优秀的小说却不能这样，它应该清晰而透明地凸现世俗生活，让那些异国他乡的读者虽然不熟悉那里的生活，却可以身临其境，酸甜苦辣全能感觉，风土人情皆可触摸。再就是叙述的啰唆，那个谋杀案读者早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了，但还要调动所有的人，全方位地啰唆下去。我想也许啰唆是有道理的，啰唆的目的是为了出人意料，结果什么也没有，多少有些蒙人。作者把叙述转换成了各个人物、动物、钱物的心理，你想我想他想它想，大家都在使劲想同一件事情，从所有的方位朝着一个地方去想，却蛮横地把读者的想象排斥在了小说之外。我们的阅读经验告诉我们，让读者把小说中所有人物的内心活动都看明白，这其实是败笔。可以说《红》里的骨干情节——那个谋杀案——是无趣而乏味的，爱情也显得太生硬、太意象、太平淡，人物是平面而单一的，不是立体而饱满的；走的是抽象和哲理的路子，却没有抽象出他们各具特色的符号价值，除了职业、地位、姓名的不同，各色人等并没有什么区别。《红》的叙述成熟而老道，但因为过于成熟就带来了无法容忍的平庸。表面上是以人物观人物，而不是以作者观人物，避免了作者的武断和干预，掩盖了作者的观点；实际上作者只是假性隐蔽，就像一个具有无量之变的神祇，化身了许多形象，但万变不离其宗，全是作者自己的心思、自己的语言，露出了“垂帘听政”的迹象。

不管采用什么样的叙述技巧，作为一个阅读人，我要求我心目中的小说营造者应该这样：若是写故事，就应该把故事写地道，让人有兴趣奔着故事走，在你的情节魅力面前流连往返；若是写情绪和感觉，就应该把情绪和感觉磨砺到家，让人能从字里行间碰撞出痛楚、凄迷、忧伤或者爱怜、激奋来。但《红》给我的感觉是费劲写了故事又不吸引人，专注于情绪和感觉又无法迷惑人，有一点不伦不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