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七十三章 抉择（三）（4 / 6）

愉、清河王怿在政治上也相当活跃，以”六辅“为代表的宗室势力达到极盛。但是作为鲜卑贵族的最上层，宗王政治毕竟不能完全等同于皇权政治。宣武帝一朝，由于鲜卑异姓王公势力的削弱，君主与宗王间的矛盾上升为政治斗争的主要方面，政争的结果，是宗王势力受到极大削弱，皇权得以独立运转；但帝室的离心离德，也使得皇权失去了有力的武力支撑，在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面前束手无策。在魏末政争中，外戚、宦官、汉人大姓、鲜卑武人纷纷卷入，政局多变，中枢权位游移不定。

太和改制的初衷，在于把鲜卑贵族和汉族士人这两类具有不同文化和政治背景的人物整合到统一的政权体制当中，这种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其中最为突出的结果是鲜卑上层权贵与汉人名家大姓在政治上的合流，确保了皇权的正常运转。但上层门阀垄断的维持是以牺牲下层武人的仕途为代价的，由太和改制而引发的文武之争，成为北魏后期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太和改制后，北魏官僚体制所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文武分途，重文轻武，而文武分途便意味着士庶分途。汉人大族长期垄断吏部，控制选举，阻扼鲜卑武人进入”清流“，导致了羽林士卒哗变、神龟停年格、以及六镇起兵等一系列政治风波。文武之争促成了社会的分化，而下层武人与上层权贵间的矛盾最终以民族冲突的方式爆发出来，导致了北魏王朝的崩溃。这一问题一直延续到北朝后期，由北周的”六条诏书“确定以简明可行的”吏干“作为仕进标准，才最终得以解决。

北魏末年的社会变乱，再一次促成了北方大族的分化。丧乱之际，进入北魏上层统治圈的高门甲族或阖家罹难，或”举族百口无以自适“，漂泊萍寄，失去了自保的能力。但是，河北世家大族毕竟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土著根基，在宗族中的主要支系和主要成员成为上层官僚后，一些次要支系和次要成员仍居于乡里，他们虽官位不高，声望有限，却更具备潜在的能量。魏、齐易代之际，”豪家大族，鸠率乡部，托迹勤王，规自署置“，沉寂已久的宗族武装在河北地区重新活跃起来。

得到了重新崛起机会的世家大族，凭借着多年积累下来的底蕴，瞬间迸发出了巨大的生命力，世家大族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越来越重要。

世家大族能够传承这么多年，自然也是有着原因的，其因就在于数百年不失根本之地，具有雄厚的土著根基。许多名家大姓兼有地方豪族的特征，采取了”双家制“的生存方式，与乡里保持了较为密切的联系。宗人少年时多居乡里，壮年游宦至京，致仕后返回乡里。为官者”每四时与乡人父老书相存慰“。”双家制“的存在，在一定时期保证了世家大族的社会根基，使其不致因某些突发性的变乱而举族覆没。

南北朝后期，随着社会生产的逐渐发展和王权政治的不断巩固，中古士族在南方和北方都显现出衰落的趋势。但由于南北政治体制与社会环境的差异，南北士族演进的历史轨迹不尽相同。如果说这一过程在南方体现为士庶界线的日益分明、士族队伍的不断缩小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士族集团的脆弱和孤立，那么北朝则表现为士庶界线的宽松、士族队伍的无限膨胀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士族身份的蜕变。

隋唐以降，承南北朝百年之余绪，以”七姓十家“为代表的山东士族仍旧维持着较为持久的社会存在，他们虽”累叶陵迟“，尤”以婚娅相尚“，在一定时期内”光荣孤立“于皇权之外。

在世家大族门下的子弟心中，他们的出身是高贵的，一点儿都不比皇室差，甚至他们觉得自己的血统更加高贵，那高高再上的皇室不过是为他们服务的，可是如今一切都变了。

冯贵妃说得没错，他们在面对杜睿的时候，确实胆怯了，他们生不出勇气和那个屠夫做对，他们知道，杜睿背在身后等的手里始终都握着一把刀，只要他们的嘴里胆敢说出一个不字的话，立刻就会让他们血溅五步。

他们可不认为，自己高贵的出身能对杜睿形成威慑力，高门大族，那是一般升斗小民需要仰望的，对杜睿来说，他们就是一群社会的蛀虫，杀之不足惜！

冯贵妃见没有人说话，心中顿时更加恼怒：”难道你们都认命了，难道你们就真的一点儿不想改变现在的境况，难道你们这些人就没有了钢骨！？“

冯贵妃连连发问，但是她所面对的这些人，包括她的哥哥，一个个只是低下了头，不言不语，承受着这场风暴。

他们何尝不想将李正拥上皇位，他们何尝不想重现当年的荣耀，他们何尝不想打败杜睿，可是他们能做到吗？

冯贵妃尚自不肯罢休，道：”联合你们的族人，一起和杜睿斗！难道他当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冯旭闻言，为难的说道：”妹妹！认命吧！我们根本就斗不过宋国公，田迎和武家兄弟密谋了那么长时间，结果怎么样？他们手里面有兵有将，可是一样不是宋国公的对手，如今八部禁军都是宋国公的人，只要他想，他随时都能改朝换代，我们如何与之相抗衡！“

冯贵妃闻言，也是哑然失色，道